台湾佛教与台湾社会的关系，已有专文论述（李丁赞，1995），基本上，台湾佛教向来被看作是与世无争的‘出世教派’：(1)厌弃本土，盛赞他方世界；(2)散漫而无作为的教徒组织；(3)社会、政治、文化事业等甚少参与。

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发展线索，例如东初——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佛光山的星云法师；昭慧法师，可另述其传承与发展。

光复初期台湾佛教的情形，依据东初（法鼓山主要继承于东初）的考察报告：

‘台湾佛教有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佛教徒的生活没有严格的合乎佛制的规定，在家与出家也没有明显的界线。出家不需要削发受戒（指一般斋姑而言，甚至龙华派斋堂允许娶妻吃荤）就全部佛教寺院当中，不少的寺院里，释迦摩尼佛的旁边坐的不是药师佛，或阿弥陀佛，而是吕祖、玉皇、三官、女后，迷信神化的情形很显然。释迦摩尼佛弟子为人念《玉皇真经》，为人拜斗，成为惯常的事.，在苗栗佛教会办公式内张贴为人念《玉皇真经》、《血盆经》的告示。（《东初老人全集》五，〈了解台湾佛教线索〉，页22-28。B1:4-5）。这些描述，与太虚法师所面对的问题，并无根本的差异。这就是印顺法师与证严法师在台湾所面对的状况。

1963年，证严法师，购买《太虚法师全书》的同一天，拜了这部全书的主编者‘印顺法师’为师父。印顺法师当年61岁，给了她‘证严’的法名，并告诉她既然要出家，就要时时刻刻记住‘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主导了证严法师的一生。（黄娟智，1995: 30-33）几年前我曾对慈济功德会做过一些观察（张维安，1996），我发现‘人间佛教’强调入世的精神，使得佛教转入一般信众的日常生活，法师要信众们继续从事平日所做的事。就像Weber（1965）讨论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义’精神一样，信徒们不但不远离尘世，而且还要进入现世当中，与一般人所不同者在于他们带着上帝的理念在凡尘中作为上帝的工具来改变现世。我们无意把慈济功德会信众与新教徒之间做系统的比较，但是慈济功德会信众有节制的日常言行，也具有相当进入此世而又拒绝此世享受与挥霍的性格，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

我所谓的进入此世，又拒绝此世的意思是，慈济功德会信众不但没有远离工作岗位，出家到佛寺里去，或跑到深山里去静修、去沉思，反而是积极的投入平日的工作之中。对于生活世界的实践，其影响力尤其的表现在‘拒绝现世’的特质上。慈济人所共同遵守的‘慈济十戒’就是一个例子：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抽烟、不吃槟榔、不赌博、不吸安非他命、声色柔和、孝顺父母、骑机车带安全帽、开汽车系安全带（赵贤明，1994: 203）。这些例证说明慈济信众生活于此世，而且要积极的参与此世的工作，但是却又要拒斥现世里的中一些习惯、作法，甚至于饮食习惯的节制与秩序，这就是一种彻底的，积极的从生活世界的日常实践中来改变现世的作法。

关于入世的理念，证严法师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只在意日常生活中分分秒秒、当下即是的那一颗心、凡是以诚以正’（赵贤明，1994: 198）。这种重视入世与当下的精神，和积功德重视来世的看法有显著的差异。这和重视当下的缘起法有相同的意义，从‘缘起的还灭’来看苦的生起和熄灭，一切都是因缘条件的和合与离散，因缘条件具备就生起，因缘条件离散就熄灭。从这个角度来看，缘起法是相当理性而且远离巫术的观点。不主张鬼神和风水的作用，一切皆在因缘的和合与离散之间来解释。这种解法不同意将十二因缘区分为三世，因为这样只能教人行善止恶，在此世种善因，甚至增加仪式的祷告来消业报，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过去和将来，却无法使人脱离痛苦，无法真正看清当下的解脱，因为无法掌握住当下的‘生起’。三世因果的解释，要把这种‘生’解释为来世才受报，可能松懈了对于当下的反省，反而孳生了一些仪式、咒语等等外在的佛法。甚至于促使佛法孳生出迷信的特质。世间法的缘起解法，使得对当下的重视成为重要的修行重点，所以真正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要修行的地方，便是在这个烦恼的因缘生起的地方，他就在当下，不在来世或前生，因缘没有出现，也就是没有‘生起’，那么烦恼便自然因而止息。重视当下的入世思想，使慈济人在现世的日常言行中，远离巫术与符号的操弄，而以俗世的言行来重建社会秩序！这与下一节强调日常言行的‘做’的功夫，或者以社区服务作为修行的仪式有密切关系。

证严法师诠释佛理强调‘做’与‘日常言行’的功夫，并由此更进一步影响及社会面的可能性，就像白居易和鸟窠禅师的对话一样，‘佛法不是用来说的，佛法是用来做的’（赵贤明，1994：201）。赵贤明（1994：218-219）

关于慈济对台湾所带来的寂静的社会改革。

用‘从诵经到行经’来说明证严法师的这个特色。也可以从她平日最喜欢颂持的经典，看到佛教理念中的社会性，日常生活化，以及重视‘做’的特质：‘证严平日最常颂持的经典是，就是法华经和阿含经。阿含经是佛陀平常跟弟子讲话的语录，随机指点，很生活化也很平易近人；而法华经所讲的是菩萨道的精神，要学做菩萨就不能耽于声色、不能光听而不行，也不要当个阿罗汉，只修持自己，应该要同时救渡众生，这是法华经的精华’。掌管慈济文化志业的副执行长王端正所说：‘慈济的宗教观，在于自信化、人性化、社会化、生活化与力行实践，其中力行实践是最大特质’（黄绢智，1995：88）。人类学家卢蕙馨也指出，证严法师从不谈高深的佛理教义，她以法华经为本，说法教示不外是如何发挥菩萨精神救苦救难，她的理念是‘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卢蕙馨，1992：7）。慈济功德会总管理中心的徐祥明说：‘上人说真正佛教徒的目标是要去实行佛教的理念，不只是去研究佛教本身而已，佛教的真正意义在于“做”（doing），在慈济我们把语言付诸于行动’（Yun，1994：12）4。由此可知，除了宗教的理念外，入世、做、与日常言行，成为了解慈济功德会不可或缺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