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人间佛教是社会的产物，也影响社会。人间佛教的产生，和韦伯笔下的基督新教的产生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两者都是通过一种重新的诠释而提出，诠释也是一种创新。这个诠释的社会背景，也许可以往回追到清末民初，太虚法师对传统中国佛教以及民间信仰式佛教的反省。

人间佛教提出前的佛教在中国的现象，可以从梁漱溟的话做为了解的线索。梁溯溟说：‘孔与佛恰恰相反：一个专是谈现世生活，不谈现世以外的事；一个是专谈现世生活以外的事，不谈现世生活’（B5：83）。基本上，当时佛教处理是彼岸的事物，是一种遁世的主张。

陈荣捷在《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中也说：‘中国和尚尼姑的主要职业是在丧葬等场合诵经做法事，通常他们是藉此而获得报酬。.大部分对他们自身的宗教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的“剃发”很少是因为信仰。他们“遁入空门”为的只是贫穷、疾病、父母的奉献，或者在祈求病愈或消灾祈福时，

承诺将孩子送入寺庙、家庭破碎等，有的甚至是因为犯罪’（陈荣捷，1987：104-105；B3：8-9）。印顺法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对他的故乡浙江佛教的描述，也有相似的观察：‘我的故乡，寺庙中的出家人（没有女众），没有讲经说法的，有的是别人诵经、礼忏；生活与俗人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家信仰佛教，只求平安，求死后的幸福’（印顺，《游心法海六十年》，页5；B3：10；B5：111）。

面对清末民初佛教的情况，太虚法师所面对的问题是，佛教过度侧重在渡亡、渡鬼，偏重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偏重天神信仰等弊病。太虚法师的佛教革命包括：‘僧制’、‘寺产’和‘教理’三种，其中‘教理革命’提出重视‘人生’、‘生人’的佛教，即是他有名的‘人生佛教’。太虚法师提出‘人生佛教’时说：要改‘遁世高隐’为‘化导民众’和‘利济民众’；要改‘专顾脱死问题及服务鬼神’为‘服务人群’、‘兼顾资生问题’（《太虚大师全书》，册34，页597-598；B5：87）。

人生佛教，把佛教的重心从彼岸转移到此岸；从专注在鬼的关怀转移到以人为中心。太虚法师在〈人生佛学的说明〉中指出：‘故“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于不论。且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太虚大师全书》，册5，页208-209；B5:93）。他明白指出，以前有人认为：‘学佛要先明鬼’，是为‘鬼本位’。是‘死的佛教’，‘鬼的佛教’。太虚法师提出人生佛教，便是针对这些问题而来。杨惠南（1987）认为，‘人生佛较可归纳为两点：1.人生佛教的基础在做一个好人；2.人生佛教的推行，必须由出家、在家佛教组织的合理化开时做起’（B5:88）。由此可见，人生佛教的重点，从重视经忏的世界（第四个世界）转移到人与人的为中心的生活世界（第二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