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四大佛教道场势力的兴起，显然与台湾社会早期的经济起飞，以及一九九○年代台湾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星云的佛光山势力和证严的慈济功德会，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崭露头角的。亦即随着台湾的政治解严，社会力奔放和经济实力也再度提升，才使得佛教界找到发展的空间。而起步较晚、但以推销现代禅学切入信仰市场的法鼓山与中台山两股势力，也是趁着这股浪潮，才得以突出既有两大道场的范围，先后在北、中两地建立或扩充基地。

在本篇中，首先要说明的，是崛起较早的南台湾佛光山势力，在星云法师的带领下，于一九六○年代后期已经成形，由于远离台北，受到政治或中国佛教会的干扰较少，是它得天独厚的地方。

佛光山初期教势的拓展，几乎与台湾社会的脉动同步，因正当星云从宜兰移居到高雄逐渐站稳脚步之际，台湾南部正好陆续出现加工出口区，在这段时光里，台湾的经济形态开始急遽转型，导致农村年轻的劳动力纷纷投入大都市边缘的加工厂，而这时星云的佛光山刚好在高雄的大树乡出现。许多离乡背井的「田庄少年」，为要寻找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便在精于宣传、擅长说教的星云的引导下，成为佛光山初期的基本信众，何况佛光山又是他们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更重要的是，星云法师不但具有全台的知名度，他还首开风气之先，在电视台上制作第一个弘扬佛法的电视节目。星云的作法相当新颖，他把人间佛教包装成欢欣快乐、突破守旧形象的宗教，致使台湾的佛教徒对自己的信仰感到骄傲，面对西方宗教的评比，再也不必退缩，让人们对台湾的佛教大大地改观，这可说是星云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如果从扩展至今极其复杂但又有条不紊的佛光山组织看来，星云不折不扣是一位擅长组织规划和经营策略的良才。自他立足的宜兰雷音寺开始，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照料，成绩斐然；然后星云大胆尝试作跳跃式的扩张，把教势一下子延伸到南台湾的重镇高雄。他接着又向全台各县市攻坚，使佛光山的寺院及道场遍布各地，除了佛光山大本山之外，规模较大的别院计有五个，台湾岛内分院有三十多个，台湾岛外分院也有十来个，皈依佛光山的信众据称已达一百万人以上。

非但如此，星云于一九九二年在美国西来寺成立国际佛光会以来，佛光山的触角马上伸展到全球五大洲，台湾岛内的佛光会至今己成立三四八个，台湾岛外则有七十余个，明年﹝一九九七﹞该会还特地把年会，安排在中共收回主权后的香港举行。换言之，国际佛光会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正式登陆中共的管辖区，由此可见星云领导下的佛光山组织，渗透以及扩张的能力，真可谓强韧无比。

在佛光山之外，另一支稍后在东台湾发迹的佛教势力，就是赫赫有名的慈济功德会。这股力量的快速成长，其实主要归功于下列一些因素：首先，慈济的证严法师个人是一位说故事的天才，她能够用既通俗又流利的国、台语，运用简单且生动的比喻讲解佛经，劝人向善。在她许愿替东部居民盖一家不用先缴保证金，即可接受医疗的医院后，这项深具时代意义的人道呼吁，立刻赢得广大民众的赞赏和支持，使她无意间掌握到毕生难逢的机会。其次，她透过台大医学院的全力配合，让慈济医院顺利地落成，更成为东部的医疗权威，连带地也令她一跃而为台湾民间的传奇性人物，而她原已具有的个人魅力，从此就更加耀眼夺目。

而证严在建立世俗的权威地位之后，内部自然衍生出类似直销式的紧密组织，自上而下层层负责，一般捐款的信众为最底层，每个月都有专人到户收款，平时便积少成多。一旦证严为特定事件发出呼吁，捐款的数额就更加可观了。她全然以投入公益事业的经营手法，来领导遍及全台的会员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