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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禅僧行脚录:行脚风气形成的原因

2012年10月16日 09:00
来源:《觉群佛学》 作者:杨富学 赵娜

编者按:行脚,作为动态的修行方式,与禅宗传统静态的修行方式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禅学的兴盛。本文作者杨富学、赵娜,比较详细的论述了行脚现象的盛行过程,以及行脚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影响,让我们哪能够更全面的认识行脚这种修行方式,也以其为切入点,加深对禅学的理解。

(图片来源:资料图)

唐后期,禅僧行脚风气盛行,构成中国禅宗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这里拟就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略作考论。

唐代晚期,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被迫逃亡,使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难以维持。于是,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以后,赋税制度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大历十四年(779年),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两税法的实行,使得农民实际上的赋税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堪重负,加之当时局势动荡,大量流亡。另一方面,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毁佛”,令众多依靠寺院经济生存、主要依靠经典、教义传播的宗派遭受重创,而禅宗因散居山林,长期采取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故而受创较小。禅宗的生存模式得到认可。大量流民无以生存,纷纷难逃至相对比较安全,生活较有保障的南方,为扩大南方禅宗僧团注入了新生力量。就此意义而言,学人称“没有流民,就没有唐、五代的禅宗”, 当非虚言。大量“流民”的南下,其中比伴随大量禅僧。他们由北向南迁移,无形中推动了禅法的流传,同时也为禅僧行脚提供了契机。

行脚现象与禅宗直指心性的顿悟法门密不可分。

自六祖慧能后,禅宗主张明心见性,提出“道由心悟”。悟与不悟的关键在于“心”。如何“安心”,如何使自心平静下来,如果自认为已经平静,是否真正平静,这些都需要经过高僧的指点,需要有外在的证明和肯定。从经典的公案来看,二祖惠可曾向达摩“求安心”,三祖僧璨也曾向二祖“求忏悔”,皆说明学禅人的修行需要高深禅师的指点。故而后代学禅者为了“安心”,不惜脚力,不畏艰辛寻访诸位禅师,只是为了能够找到能为自己安心的人,找到契合自性之处。如天台德诏就曾参学于五十四位禅师以解惑。这种矢志不渝的追求精神,造就了禅学界日益繁荣的参学风气。

行脚现象的形成与禅宗的修行方式也不无关联。

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南宗禅主张顿悟法门,相较而言,在读经和坐禅上花费的工夫较少,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禅主张渐悟法门,强调坐禅。慧能对神秀的主张颇有微词,认为“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 在“分灯禅”时期,出现了焚书诋经的极端做法,“超祖越佛”的论调,存有念佛一声漱口三日的说法,与传统的修行方式迥然有别,故需要更为轻松活泼的形式以适应之。于此情况下,游学参禅便应运而出了,彰显出禅学不拘一格、与时俱进的风貌。

行脚现象与悟道不易有关。

佛法本无分别,但人的根性有顿渐。对所有人而言,悟道均非易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往往要经历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六祖惠能曾谓:“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慧能初投弘忍,受命在寺内随众作劳役,于碓房踏碓舂米达八个月,方以一得法偈而获弘忍认可。云岩昙晟(782~841年)曾经在百丈怀海(750~814年)门下作了二十年的侍者仍未有所悟,后去药山惟俨和尚处,复见南泉和尚,最后归于药山,方才契悟。洞山良价(807~869年)门下有一僧,就“本来无一物”,且道“什么人合得”一句,下了96个转语,皆不合师意。 敦煌写本对唐后期禅僧的苦修也多有记载,如

《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

一止宕泉,永抛尘迹。戒同朗月,寂入无言,三衣[之外],唯持一钵。岁寒自保,实谓精通。

《禅和尚赞》:

百行俱集,精苦住持。戒如白雪,秘法恒施。乐居林窟,车马不骑。三衣之外,分寸无丝。衣药钵主,四十年亏。

由此可见悟道之不易。所以,学人的参禅证悟如果没有一定的勇气也是难以做到的。在这样痛苦的磨砺中,遍参尊宿,得到恰当的点拨无疑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行脚现象的形成也与禅宗丛林制度有关。

百丈怀海改革教规,确立了禅宗教团的组织形式和生活、生产方式,勾勒出禅宗僧人自给自足的生活和发展模式,其中明确规定了僧人的游方参请的各项事宜。同时,大量“四方寺”出现,使得行脚僧人不必担忧食居问题,而可以专心问学。游方时所采用的“挂单”方式,登记了僧人的籍贯、受戒师等具体情况,这样既能掌握僧侣人数和变动情况,又不违背国家法度关于定时统计僧侣人数的要求。制度上的保障为禅宗僧人的行脚之风大开方便之门。

从唐后期南北行脚僧分布的整体趋势看,由北向南游走者甚众,而由南向北游走者则甚为鲜少。据《景德传灯录》卷16《福州雪峰义存禅师》记载:福州雪峰义存禅师……住闽川四十余年,学者冬夏不减千五百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州从谂禅师曾感叹:老僧在此间三十余年,未曾有一个禅师到此间。设有来,一宿一食急走过,且趁软暖处去也。

尽管北方地区当时有从谂和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866年)两尊宿在河北镇州普法,曾招致行脚僧由南向北游走求法,但从总体上看,从南到北参请的禅僧数量是不多的,甚至不及南方几大禅宗中心某一寺的行脚僧数目。这一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安史之乱后南北方形成的巨大社会差异造成的。

唐朝自618年立国,经济重心一直偏于北方。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8年的战乱,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一带成为重灾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加上随后的藩镇割据与混战,北方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佛教也未能幸免。北方原本为佛教发达之域,但经安史之乱的蹂躏,兵燹所至,庐室为墟,寺院被毁,经卷遗失,僧人亡命。而南方地区所受影响却不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成为唐朝后期的经济上的依赖,以至形成“赋之所出,江南居多”,“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的局面。在战乱年代,“中原鼎沸,衣冠南走”,江南、荆南成为北方居民流寓的两个集中之地。 加上江南的藩镇统治者大多崇佛,对佛教基本采用全面扶持的政策。故而江南佛教沿着唐代佛教,尤其是禅宗南宗法门的轨道向前发展。

北僧南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唐后期,禅宗南北二宗地位的变化。

道信、弘忍之东山法门继承的是达摩以来重视《楞伽经》的传统,把通过禅观修行达到心识的转变作为对修行者的基本要求。因为神秀在这方面有卓越的表现而得到了弘忍的赞许。 唐高宗仪凤初年(677年),神秀受朝廷指派入当阳(今湖北当阳)玉泉寺建道场,着手兴建大通禅寺,讲授“东山法门”禅法,累24年之久,集僧数千,声势与影响极大,深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崇敬。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遣使请神秀入东京洛阳传法,封为国师,享受特殊礼遇,并与帝并肩而殿,武则天及群臣经常向他跪请问法。其禅法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神秀也被北方禅宗信徒尊为六祖。北宗“”就在神秀声名大振之际,慧能也以韶州宝林寺、大梵寺为中心,于岭南一带进行传法。规模宏大,皈依者颇众,由此,慧能便被南方地区的禅宗信徒尊为六祖。

南北二宗各执一词,南宗主顿悟,北宗主渐悟,一南一北,并行传播,直到唐末以前,一直没有发生过公开的激烈争论。 只是慧能在世时(713年)及寂灭之初20年间,南宗禅的影响远没有北宗禅大。唐人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一记载说:

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朝臣归崇,敕使监卫。

由此可见,北宗势力之盛。但北宗的繁盛局面未能持续很久,便因为慧能弟子神会的抨击而走向式微。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神会在洛阳附近的滑台(也称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东)与以普寂(651~739年)为首的北宗僧人展开辩论,批评北宗禅“师承是傍,法门是渐”。 宣称北宗没有祖传袈裟,而南宗慧能曾从弘忍受祖传袈裟,才是达摩以来的禅宗正统,禅法主顿。

经过神会的努力,北宗禅在两京地区的统治地位逐步发生了动摇,南宗禅一度在洛阳一带开始兴盛。但由于北宗禅在北方势力过大,根深蒂固,神会不久便受到诬陷而被流放外地。直到安史以乱之后,由于神会主持戒坛度僧筹款支持军需有功,受到朝廷的支持,南宗的正统地位才逐渐得到朝廷的确认。此后南宗发展成为禅宗的主流,北宗逐渐衰微。慧能便成为禅宗后世认可的六祖,神秀从六祖神坛上被请了下来。致使北宗法门“盈而后虚”。 大量北方禅僧南游,以求学习慧能的顿悟禅法。

以上诸因素的和合,促进了江南佛教的迅猛发展,一跃超过北方,成为中国佛教的重心所在。藉由这一因缘,南岳系和青原系逐渐成为禅学的主要流派。南岳系的洪州宗分化出沩仰宗、临济宗;石头宗分化出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五宗”中有四支分布在南方。在地域上,形成了四川、江西、湖南、福建、云南为主的参学中心。地理上的衔接,禅风上的相似性,都使得南方地区的几大禅法中心都成为禅僧们理想的行脚归宿地。

[责任编辑:马本州] 标签:杨富学 赵娜 禅僧 行脚 唐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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