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市佛教中的海派

在中国现代化亦即城市化的过程中，都市佛教的地位日益凸现。上海的海派佛教，在都市佛教中扮演着非常微妙的角色。早在1989年，我在香港“太虚诞生百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即预言中国大陆佛教仍不可避免地滑入低谷，这一态势将持续到世纪之末。但触底就得反弹，中国佛教从废墟中崛起，重新走向世界的出海口，还得数当时最不被人看好的上海。

十多年前，应对中国佛教高层的咨询，我提出了后来在圈内流传颇广的“弓举箭发”说。中国的海岸像弓背，北端以北京为中心，那里富集着现代中国的政治资源；南端数厦门为代表，拥有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现代化资源。长江像射向大海的箭，张弓扣弦，将箭搭至最富有宗教神秘资源的四川省会成都，也就差不多囊括了汉传佛教区域。它北通西安，那是两千年中国传统佛教的象征；南贯韶关，在那里慧能发动禅宗革命，宣讲了中国人唯一被称之为“经”的《六祖坛经》。佛教的根本在于内证修行，它理应给红尘滚滚的都市带来泉边林下的山林气。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上海佛教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口号的误导下，被折腾得俗不可耐，亦为内地佛教界不屑一顾。

“海派”，确实有其实效功利的现实媚俗一面，“海派佛教”亦几乎成为佛教世俗化的代名词。然海派又具有海纳百川，集东西南北之长的一面。正是这一点，使上海佛教在二十一世纪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我在2000年重出江湖，开始与上海新一代佛教领袖交往时，对上海佛教基本态势的评价是：天时、地利、人不和。上海佛教背负着太多的包袱和骂名，但历史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垂青过上海佛教。正如《老子》所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二、天时地利人不和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佛教拥有显赫的地位。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这在政教关系上是一划时代的创举，建立了全然不同于古代僧官制度的独立佛教组织。1918年，在上海成立世界居士林，这亦是教制史上的创举，它使佛教走出寺庙的局限，进入社会各个阶层。1929年，建立上海佛学书局，不久又在无线电台首创佛学广播节目，上海佛教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表现了惊人的敏锐。1947年，成立上海佛教青年会，这显然是对基督教争取青年一代的回应。上海最早推出“佛化婚礼”等时髦玩艺，也是各家佛教大师登台亮相的大舞台。被誉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的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圆寂于上海的玉佛寺。而差不多领导半个世纪中国佛教协会的赵朴初，亦是从上海展开了他最初的佛教事业。

上海佛教处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本身虽然没有太多的宗教资源，却如“善利万物”的大海，吸纳着中国佛教的传统，并面向海洋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融会冲撞。

若从时间维度看，在上海有着四波佛学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