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巍峨庄严的大佛，几百年来在人们的视野中悄然而神秘地消失。曾受众多香客顶礼膜拜的蒙山大佛，在香火缭绕逐渐淡去之后，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的处世哲学仍然坚守着它的佛缘状态，在继续着它的默默的沧桑思考。突然有一天，一位老人，在查阅了半个世纪的资料，寻探了几十年的佛踪后，终于在一个山环水绕、风光秀丽的山凹里觅得大佛的身迹。老人激动得下跪了，涕零憾恨。他抚摸着大佛苍劲斑驳的伟岸身躯，浮想联翩，心底不由涌起几许怀古的幽思。这尊大佛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与沧桑？千百年来它在沉默中目睹了多少王朝的更迭与人间的悲欢？它那两扇如轮大耳听到过多少庙堂的私语和市井的喧嚣？我想它那硕大智慧的头脑中一定封存着许多未曾载于史籍的重要信息，假如它能开口讲话、吞吐千年，那些让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悬案和谜底，或许竟可以一朝而大白于天下了。

可以断定的是，在1400多年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开凿这样一座气势恢弘的摩崖石刻佛像，应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据传，明初永乐皇帝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曾派人在紫金山上凿制了一块史无前例的巨形石碑，准备将其立于孝陵，以彰表其父皇朱元璋的丰功伟绩。然而，万事俱备之后，却因碑材太重无法搬运，且耗资太大难以承受而作罢。这块巨碑迄今仍横陈于山巅之上。因此，即使是在封建皇权至上、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历史背景下，大兴土木的作为往往也要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那么，北齐的统治者为何要倾举国之力来开凿这样一座石佛呢？这恐怕与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地分不开，与佛教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也可能反映着统治集团的摄政能力。

纵观世界宗教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即中世纪宗教的原创及早期传播阶段往往都会遭遇国家意识形态的歧视与打压，直到统治集团认识到宗教对于现实政治的实际价值为止。佛教并非中国原创宗教，它是凭借了东汉皇室给予的文化特权才得以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初所呈现的并不是社会性的开放姿态而只是宫廷性和文人圈子性的神秘面目。佛教自东汉明帝传入中国后，楚王刘英率先斋戒祀佛，汉桓帝又在宫中开设浮屠之祠，佛教教义逐渐在上层社会传播开来。魏晋时期，政局风云多变，社会动荡不安，现实矛盾促使统治集团的精英阶层重新反思社会与人生的重大课题。他们看到传统的儒、道哲学并非解决一切社会难题之灵丹妙药，作为新的解释空间和解读方式的佛教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神奇的吸引力，而且从根本上有利于国家存在方式和人生修养方式，有利于人们诉求自由和追崇期望，有利于以意识形态的力量再一次构建与不平等利益分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心理秩序。

于是乎，那些因愤世嫉俗而寄情山水、纵酒放歌的玄学名士们纷纷谈佛论道、遁入空门。这些人多出自世家望族，有政治背景而无衣食之忧。平素以天马行空、旷达无羁为风尚，蔑视权臣和礼法纲常。“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虽系孔子二十世孙，终因多次嘲讽曹操而被以“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的罪名杀害。继其后而名闻天下的“竹林七贤”，以“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相标榜，拒入仕途而放浪形骸，其领军人物嵇康，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结果因得罪权臣而被杀。从南到北，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民族的、现实的矛盾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滋养的温床，玄学名士遁世出家成为求得精神解脱的唯一出路。释道安、支道林、竺法深、释慧远等佛门高僧与谢灵运、王羲之、殷浩等清流名士过从甚密，时常聚会，一起谈天论佛、切磋教义，思想异常活跃，文化日趋多元。南朝梁武帝甚至把佛教宣布为国教，并三次到同泰寺出家当和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京城中仅有的一处夫子庙，竟然与480座佛寺毗邻而居，足见当时南朝佛教是何等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