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正当性信仰，抑或是补偿性信仰，它们之间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法直接构成供需关系。惟有当这些供需关系被纳入法律关系之后，中国信仰才会成为法律信仰的基础。可普遍的现实现象却是，中国人普遍需求的依然还是私人信仰，掌握神圣资源、提供宗教产品的却是体制中的各种宗教。虽然在这种供需关系之间，需要的关系并不能直接决定供给的关系，导致了信仰与宗教之间呈现了难以克服的供需差异，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中“信仰挑战宗教、宗教无法吸纳信仰”的独特意义。

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各类信仰及其信仰实践，尚且没有直接进入宗教市场的时候，法制与信仰的关系就显得格外的困难，也显同时得格外的重要。这就是一个私人信仰是否具法律效应的问题？

如果信仰仅仅是私人的事情的话，那么，个人的信仰权利，很有可能就缺乏了应有的制度化要求。所以，停留在宗教领域、正当性信仰模式之外的信仰自由的实现总是要大折扣的。尽管私人的信仰自由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但是如同公民个人无法表达的自己思想那样，信仰的个人化也无法在社会实践层面表达他们自己。为此，信仰的私人化，就等同于信仰的个人化了，信仰的非理性化，终而无法社会化，当然就与法制无缘了。

信仰与法律的问题，因此而被抖漏出来了。

中国人缺乏的不是信仰，而是一种能够使信仰因地制宜的同享、共识方式。个人有了信仰，如何能够与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一起分享？建构一种稳定分享形式的信仰群体、群体分享、团体共识的信仰形式？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私人的信仰，而是无数私人信仰的集合体即群体、团体、结社的信仰、“社会的信仰”。一种具有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性、社会群体、服务社会的、体现社会群信仰的信仰模式。这是一种信仰常识。为此，在无数补偿性信仰的实践结构里，最为缺乏的就是它们的社会因素或者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构定位。正是因为社会因素和社会结构定位的缺乏，就无法使无数私人的信仰方式直接进入法律的领域，而只能把信仰的表达与实践的各种可能性，局限于个人的身份、单位和利益了。

就此而言，人们大多是记住了伯尔曼的一句话，法律不被信仰，就等同于形同虚设。然而，他还有另外一句话也很重要，值得人们记住。“没有法律的宗教将失去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变成为纯属于个人的神秘体验。伯尔曼的这段话，至少包含有如下几层意思：

第一，宗教必须与法律结盟，否则就无法具备社会性和历史性；

第二，宗教一旦缺乏法制，就流失于个人的私事，变成为私人的信仰；

第三，纯属个人神秘体验的“宗教”（即私人信仰），是没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

可以说，宗教与信仰的社会性、法律性、公共性，缺一不可，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由此看来，仅仅是属于个人私事的信仰方式，尽管也是出之于法律、政策的定义，它们亦难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缺失，流失于个人的神秘体验，局限于个人利益、补偿性的精神关怀而已。所以，中国人之拥有私人信仰，并不见得就是宗教历史性以及宗教社会性的确认。恰好相反，它们反而可能会导致信仰方式公共性和社会性的严重缺乏。

人们必须明白，私人的个体信仰是难以具备精神权利的表达可能的，如同单独的个人是无法实践其社会交往功能的，或者说，个人的社会交往功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特殊的个人信仰，往往是那种具有权力、权势的个别人物，方才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他个人的信仰实践依托在现实的权力秩序之中，使人们在服从他的权力秩序的时候，同时就等同于信奉他的个人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