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最早在东汉传入我国，从此便在中华大地开始扎根，乃至到后来的开花结果，普传中外。随着东土僧人的不断西行求法，西天高僧的东来弘化，一来一往的弘传与求取，使大量的佛教经典陆续的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呈现了空前的盛况。为了能更好的应机施教，古代僧侣大德开宗立派，其目的是为了使佛弟子能够契机而入，有解有行。

讲经在佛教弘传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成道之后，一生讲经说法四十九年，敷演三藏十二部无量经典，后来佛教传入中国法脉绵延不绝，这些都与历代法师的讲经说法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古代，佛家讲经有几种传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两种。一个是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其分别是：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和判教，分别从经题、内容、宗旨、作用与见解阶次的角度对佛教经典进行阐释。另一个是华严宗的“十门开启”：教起因缘、本经体性、一经宗趣、方便力用、所被根机、藏教所摄、部类差别、译会校释、总释名题与正释经文。其他的讲经比较惯常的传规还有“七番共解”，其包含：标章、生起、引证、观心、料简、开合和会异。

在中国佛教八大宗中的“天台、贤首、唯识、三论”四宗很注重佛教经典的闻思讲解，被称为 “教下”。教下主要是以“讲席”风靡于世，又因其各家所依经论的不同，所主意旨的各异，其科判经典的方式方法也是各有千秋，其中尤以依照华严、天台二教意旨讲解经文者最为多见。然而时至今日，由于研习教理者渐少，一般法师讲解说法都仅仅是按照文字顺序做一个浅显的解释而已，很少再按照以往的传规讲解。

纵观历史，中国佛教有一个极其辉煌的过去，然而在明清时期佛法因为各方面的原因逐渐走向衰落，再加上解放后的文革浩劫，佛教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断层。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的恢复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佛教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在此同时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佛门也不断出现经典荒疏、戒律松弛，道风不振的现象。赵朴老生前就大声疾呼：“如何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形势下，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从而发挥佛教的优势，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当今佛教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对此问题，在2008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提出：讲经说法是代佛说法，弘扬正教，荷担如来家业的重要方面。佛教两千年来的传承和发展，是与历代法师的讲经弘法分不开的。同时，讲经弘法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社会发展变化日新月异，人们在享受物质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种种身心问题，佛教经典里饱含着慈悲济世，启迪智慧，净化人心的丰富理论，如契应时代需要，向大众宣讲，能促进人心和善、家庭和乐、平等互助、社会和睦；促进文明和谐、世界和平。

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则更加明确的指出：讲经说法是出家人的份内事，更是时代对出家人的新要求。当今时代，讲经说法要追求常讲常新的新境界。重读和讲解佛教经典，不是为了复古，也不是泥古不化，更不是追赶时髦、逢场作秀，而是要对原创经典常讲常新，作出符合时代和潮流的解释和演化，是回归中的超越，是古为今用、温故而知新。

在今天，经还是那本经，但讲出什么内容，似更为重要。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在总结中说的好。“《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经文，不仅重在‘应无所住’，同时也重在‘而生其心’不可割裂开来只讲‘应无所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是要生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菩提心，生起‘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否则，便将落于空亡，堕于消极悲观或放荡无羁，无所顾忌。这是很危险的。”

因此，讲经，既要讲出原义、真义，讲出正信的佛教，也要讲出新义，讲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方便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