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含义甚广，举凡翻译过来的经典和中国僧人自己撰写的佛学著述，佛教建筑，佛像雕塑，佛教绘画，佛教音乐，甚至佛教仪式等等，都可以称之为佛教文化。但是，我在这里所讲的佛教文化，主要是指佛教理论，或者说是佛学思想；所论述的，也就是佛教理论或佛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各个领域里所起的影响与作用。

佛教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明各代的理学家们，如周、程、张、朱、陆、王诸大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出入于佛老”的治学经历。他们的著作都带有佛教思想的痕迹。到了近代，佛教文化不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经说过：“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这是一种精辟的见解。例如，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哲学家，他们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起了“创棒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但他们二人都爱好佛学。佛学对于他们的哲学思想具有相当的影响。

到了近代，不仅佛教界人士在发展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建立刻经处、创办佛学院、发行佛学刊物、出版大藏经和佛学著述等等，而且许多思想家、革命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等，都受到佛教文化深刻的影响。他们有的以佛学思想作为变法、革命的思想武器，有的以佛教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用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有的则以佛学思想作为文艺的创作思想，采用佛教题材。总之，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一、佛教界人士积极从事佛学研究，创办各种佛教文化教育机构，推动佛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近代佛教文化是随着西学的传入和受到欧美、日本佛学研究的影响而得到重振的。

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后又两次出访，结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陆续从日本找回我国失传的经论300余种，从中选出部分刊印。1907年在刻经处设“祇洹精舍”，培养通晓西学和佛学的僧俗共20余人。欧阳竟无、太虚等都是从“祇洹精舍”中出来的，杨文会开一代佛教义理研究之风，为中国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一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续办金陵刻经处。1922年于刻经处内创办支那内学院，刻经、讲学并重。1937年又在内学院办法相大学特科，培养了一大批佛学人才。同时在内学院组织人员，选择要典，校刊文字，辑印《藏要》三辑。他一生十分重视佛学研究，多有创见。特别是对法相唯识之学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因而有“南欧北韩”(韩指北京韩清净)之誉。他与太虚在阐扬唯识学上见解不同而引起的激烈争辩，形成了近代唯识学研究的两大思潮，推动了佛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