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国家经常宣称他们希望能忠于其传统教诲。于是，缅甸说：“新缅甸看不出宗教价值和经济进步之间有何冲突。精神健康和物质福祉不是敌人，他们是天生的盟友。”或者说“我们能将我们传统教诲的宗教及精神价值成功地和现代科技的益处相结合。”又或“我们缅甸人无论在梦想或行动中，对遵从信仰都有一份神圣的责任。我们将一直这样做下去。”

这些国家毫无例外都一致假设他们可以将其经济发展计划依照现代经济学来形塑，而且他们从所谓先进国家中取经，拟定所要执行的政策，并建构发展的宏图——如五年计划或任何名称的计划。似乎没有国家想过，要过佛教的生活方式得求诸佛教经济学。下面我们试举某些基本原理，并从一位现代经济学者及一位佛教经济学家的角度，看看这些基本原理所属为何。

举世都公认财富的一个基本来源是人类的劳动。时下，现代经济学家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将“劳动”或工作视为一种必要的恶。从雇主的观点而言，劳动不管如何仅仅是一项成本，如果不能完全予以删除，譬如说，通过自动化，也要将之降到最低。而从工人的观点来看，工作是以牺牲其休闲及舒适换来的，属于“无效用”；因此，工资是对该牺牲的一种补偿。于是，雇主的理想状况是有产出就不用工人，而工人的理想状况是有收入就不用就业。

这种态度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深远的影响。如果就工作而言其理想状况是取消工作，那么凡是能“减少工作负担”的方法都是好事。除了自动化外，最有效的方法是所谓的“劳动分工”，最典型的例子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称颂的别针厂。“劳动分工”在此不是普通的那种人类从亘古以来所操作的专业化，而是将每一个生产的完整过程分割成极小部分，使得最终的产品能以最快的速度生产出来。每个人所贡献的微不足道，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是其肢体的而非技巧性的活动。

佛教对劳动功能的观点至少有三方面：提供人类一个利用及开发其才能的机会；使人类能借由与别人共同参加一项任务而去除自私自利；为适当的存在带来所需的物品和劳务。同样，从这个观点所导出的结果是无穷尽的。要是一份工作让工人觉得没有意义、无趣、不体面，或精神折磨，则该工作和犯罪差不了多少；该工作重视物品而轻忽人类，恶性地缺乏同情心，太执着于尘世间最原始的一面，到了丧失灵性的程度。同样的道理，专注于休闲以作为工作的另类选择可说是对人类存在其中一个基本真理的严重误解，也就是说，工作及休闲在同一生活过程中相辅相成，硬要将其分别处理，难免有损工作的愉悦及休闲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