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的目标是悟：对实在作直接的、非反思的把握，没有感情的污染与理智化，清楚地了解到自己与宇宙的关系。这个新的体验是儿童前智力的、直接的把握之重复，但这是在新的层次上的重复，它是人的理性、客观性与个性的充分发展。而儿童的直接与同一的体验，是在异化与主一客体分裂的体验之前的，悟的体验则在它之后。

精神分析的目标，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是用自我来代替本我。确实，所要发现的无意识之内容只限于人格的很小一部分，即是那些存在于儿童早期，而后又被遗忘了的那些本能冲动。把这些冲动从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精神分析法的目标。此外，所要发现的那些无意识都决定于治疗具体病症的需要——这实际上完全离开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对于那些与症状无关的无意识，则很少关心。近年来，对死亡本能、生存本能等概念的引入以及对自我各个方面的发展，才使弗洛伊德无意识内容的概念逐渐地有所扩大。非弗洛伊德的各个学派极大地扩展了有待发现的无意识部分。最激进的是荣格，但阿德勒、兰克以及最近一些所谓新弗洛伊德主义著作家，也都对这种扩展作出了贡献。但是（除了荣格），尽管扩大了范围，这些扩大的方面却仍然决定于治愈这种或那种症状的治疗目标，或决定于治愈这种或那种神经症性格特性的治疗目标。它没有包括整个的人。

然而，如果我们沿着弗洛伊德的最初目标——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推到它的最后结论，那么，我们一定会使它摆脱弗洛伊德自己的本能定向以及治愈症状的直接任务强加于其上的限制。如果我们追求无意识的充分恢复这个目标，那么，任务就不限于本能，也不限于其他有限的体验，而是在于整个人的整个体验；那么，目标就变为克服异化、克服在认识世界时的主一客体分裂，那么，无意识的发现就意味着克服感情污染和大脑思考；它意味着压抑之解除，我自身内部普遍的人与社会的人的分裂之消除；它意味着意识与无意识对立的两极之消失；它意味着到达对实在的直接把握状态，没有扭曲，没有理智反思的干扰；它意味着克服执著自我、崇拜自我的癖好；它意味着放弃一个不灭的独立的自我之幻想，这个自我想要被扩大、被保存，就像埃及的法老希望将自身保存为木乃伊以求永恒一样。意识到无意识，意谓开放、反应，并非有任何东西，而就是“在”。

通过意识使无意识充分恢复的目标显然要比一般的精神分析目标更为根本。其原因是很容易明白的。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需要一种远远超过大部分西方人所愿意作出的努力。但是，除了努力的问题之外，即使是想象这个目标也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首先，只有从某种哲学的立场才能想象这种根本的目标。对于这种哲学立场，我们无需作详细的描绘，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它的目标不是没有疾病的消极目标，而是生活康乐的积极目标，这种康乐是从与世界充分一致和对世界作直接的、未被污染的把握这个角度讲的。对这种目标的最好描绘就是铃木所说的“生活的艺术”。我们必须记住，任何像“生活的艺术”这一类的概念，都是从精神的人道主义定向这个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佛陀、先知、耶稣、M．埃克哈特的教义，或者如布莱克、W．惠特曼、巴克等人的学说，都是以这类概念为基础的。如果不这样来理解，那么，“生活的艺术”就丧失了它的全部特殊意义，而沦为当今在“幸福”的名义下流行的概念。我们还必须记住，这种定向包含了一种伦理目标，禅宗超越了伦理学，而又包含了佛教的基本伦理目标，这个目标与所有的人道主义学说的伦理目标本质上相同。禅宗目标的实现，如铃木在他的禅宗讲座中所清楚说明的那样，意指对各种贪婪的克服——不管是对财产、名誉的贪婪，还是对感情的贪婪；它也是指对自恋式的自命不凡以及对全能的幻想之克服。另外，它还是指对顺从权威的欲望之克服——这个权威是指能解决一个人自身的生存问题的权威。当然，一个仅仅想利用无意识的发现来治病的人，他是不会去尝试实现这个存在于克服压抑之中的根本目标的。

但是，认为压抑之解除这个根本目标与治疗的目标完全无关，那也是错误的。正像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如果没有分析和性格的改变，症状的治愈与预防，都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如果不追求一个人的完全改变这个更为根本的目标，这种或那种神经症性格特性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性格分析的结果有时候比较令人失望（对此，没有比弗洛伊德在《分析，有限期的还是无限期的?》中表达得更诚实坦率的了），这很可能正是由于治疗神经症性格的目标还不够根本；只有超越了这个有限的目标，才能达到康乐的生活，并摆脱焦虑与不安全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这个有限的治疗目标仍然是有限的，只要它还没有成为一个更广的、人道主义的参照系之一部分，这个目标就不可能达到。也许，有限的目标可以通过更有限的费时更少的方法来实现，而长期分析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只是为了根本的“转变”目标，而不是狭隘的“改造”目标。我们上面所作的说明可以加强这一种观点。人只要还没有达到创造性的联系——开悟是这种联系的最充分成就——他充其量只能以清规戒律、偶像崇拜、破坏性以及对财产、名誉的贪婪等等来补偿人之固有的潜在压抑。当这些补偿中的任何一个被打破，他正常的精神就受到威胁。潜在的精神病之治愈，仅在于从对世界分裂的异化的态度转变为对它创造性的、直接的把握与反应。如果精神分析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它就能够帮助患者达到真正的心理健康；否则，它将只能帮助改善补偿机制。换言之，某个人的症状也许能够被“治愈”，但他的性格神经症却无法被“治愈”。人不是一种物，人不是一个“病例”，分析学家如果把人当作一个客体，他就治愈不了任何人。当然，分析学家在与“患者”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所能做的也只是帮助一个人觉醒，而他与患者的相互了解则意味着去体验他们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