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贤法师谈兴教寺拆迁 挖了祖坟换了灵魂

编者按：西安兴教寺拆迁事件已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社会公共事件。该事件的走向和发展必将对中国文化、中国佛教产生长久的影响。有关部门已经向兴教寺发出限期拆迁通知，要求在5月30日前完成整个拆迁工程。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关键点上，保卫兴教寺，为中华民族保存这份珍贵的历史印迹。在法海事件中挺身而出的护法勇士明贤法师第一时间撰写宏文，表达一个佛教僧人护持佛法之心。全文如下：

千秋大义不容轻，中华脊梁中华魂；

解脱天与大乘天，古今共仰中华人。

临终垂训最伤心，草席包裹百年身；

国君罢朝倾城纪，守塔尽孝有终生。

深山寻迹泪海倾，自古沧桑谁述评；

草席裹身终不保，为全灵骨塔无名！

玄奘大师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英国学者盛赞他说：“无论怎样夸大玄奘大师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印度人很多都不知道现任总统是谁，但没人不知道玄奘大师。”玄奘大师执着进取的求真精神，正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代表。

一千多年前的白鹿原，曾有一颗民族巨星于此陨落，玄奘大师在唐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去世，大师遗嘱，既然生涯已尽，后事宜从简省，以草席裹送到偏远的地域去，葬下即可。唐高宗闻讯哀痛伤感，为之罢朝三日，并敕令将大师灵柩移运归京。入葬时，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万余，归葬之地的白鹿原有无数四众弟子为大师终身守塔。比起当代小说、影视中的白鹿原故事，那颗巨星就像太阳，今天的故事就像烛光。虽然兴教寺是在白鹿原遭迁以后的再葬之地，虽然兴教寺也曾于明代翻修，但作为玄奘大师归葬之所，兴教寺寄托着中华民众对于玄奘大师的悠远哀思。

然而可悲的是，如此低调殁逝的一位圣者，而今又被拖出到浩瀚汹涌的商贾大潮中。正当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我们的中国梦正在起飞的同时，民族脊梁的这座祖坟也被开挖！而且限定了日期，5月30日之前要挖完。

什么是遗产？

兴教寺（图片来源：资料图）

达摩祖师在少林寺居住九年，圆寂前召集门人问各自修学所得。道副禅师回答说：“根据我的见解，不执著文字，不离开文字，这就是道用。”达摩祖师说：“你得了我的皮。”尼总持说：“我的见解如同庆喜见到了阿閦佛国，见到一回后不再得见。”达摩祖师回答：“你得了我的肉。”道育禅师说：“四大本空，五阴非有。我的见地是无一法可得。”达摩祖师说：“你得了我的骨。”最后轮到慧可禅师，他礼拜达摩祖师后，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达摩祖师说：“你得到了我的精髓。”

当我们提出“保护遗产”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什么是遗产，如果已然忽略了兴教寺这个人文场所的宗教价值，更忽略宗教价值中的灵魂内核，恐怕，无论打造一个怎样华丽的人文处所，也仍然与兴教寺原本承载的宗教价值毫无关联。当灵魂被消解了，形式上的繁荣与原本兴教寺的遗产价值相比，当然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与佛门相关的遗产保护，要“识货”。真货不在表面热闹，一旦离开根本，再热闹也是假的！

佛寺的价值必然要以宗教信仰为内核。佛教强调“山门以耆旧为庄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心”不是以“随物转”为价值的；信仰，不是以物欲为价值的；灵魂，不是以奢华为价值的！

以毁遗来申遗

申请遗产的初衷是为了保护遗产，但兴教寺所遭遇的境况很有可能是以“申遗”之名行“毁遗”之实。

兴教寺常住所提《维护兴教寺僧团的生存权和僧团与玄奘塔一体性的请示》中披露了寺院遭“申遗”绑架的情况。2013年3月西安相关部门在没有得到寺院僧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在5月30日前拆迁除玄奘大师塔外的其他寺院建筑，并迁出僧团，理由是为“玄奘大师塔”申请世界遗产保护。

此事的做法不由让人联想到“曲江模式”。从商业化法门寺到财神庙上市，拿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虚，务“开发地产，抬高房价”之实的“曲江模式”将“假古董”地毯式覆盖了西安诸多的文化遗存，被热议为“造神、造信仰、造遗产”运动。“曲江模式”是典型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中，文物是配角，遗址成道具。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将“曲江模式”形容为：挂着文物的“羊头”，卖房地产的“狗肉”。文物专家谢辰生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文物保护原则，也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规定”。

申请“遗产”就要拆毁旧建筑，以为“革新”就是好事。但古人云：革新好不如守旧好。在这里，“革新”是抛弃传承，打造文化幻觉，以满足假象的文化需求，造假文化，毁真文化。“守旧”，是阻止截断文化之根，并非不接受新事物，而是因为“新者”缺乏文化价值的底蕴。

打着“申请文化遗产”之名，拆掉原有建筑，换上文化新装是容易的。但如果换上的是没有文化的“文化”新装，那就是披上了“皇帝的新装”。作为一个“民族脊梁”所在的文化基地，这里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样的地方也能搞商业运作吗？我们要当心，当我们攫取到了“文化遗产”的美名时，这份遗产就彻底离我们而去了。

最大的悲哀是，自己的遗产，要别人点了头，才算是遗产。在全盘西化的风气席卷中华文明以后，我们一直过着别人点了头，我们才能行的日子。中华文化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吗？

把文化遗产的实质内核转移或销毁掉，打造一片清汤寡水的遗产符号，让人们去“亲抚”祖道，人们感受着被人为擦肩而过的历史遗憾，却要承认这份撤药换汤后的假象遗产就是真正的遗产。为什么要把这种分裂留给新时代的每一个人？这种撤药换汤的遗产媚俗是从哪里起源的？是来自于对真实文化遗产怎样的一种用心？

如果把真实的历史遗迹直接拆除，一代代的历史印迹也在人们心目中被彻底遗忘，我们的民族经历的这种强拆还少吗？在为数不多的文化印迹中，强拆最终蔓延到了一个民族的脊梁上。精神世界的遗产不在乎新不新，大不大，气不气派。承载文化感情的历史遗物，哪怕只是一砖一瓦，在人们心目中也永远是沉甸甸的。既然是全新堆砌的建筑造势，为什么不另行选址，而一定要将这种造作直接针对真实的文化遗产？这样毁真迹之后的兴建，难免有立牌坊的嫌疑。

塑佛像的工匠说：“我哪怕甩一团泥巴在地上，也会有人来拜。”打造“新遗产”的商家说：“我只要房子建起来，就会有人来缅怀。”佛弟子的信仰那么容易被蒙蔽吗？文化朝圣者的景仰那么容易被打发吗？一个幼稚的孩子掌握了一位千年智者的生杀大权时，一切都变得那样悲哀。

这是截断文化的生命之根。玄奘大师归葬的塔寺，这片白鹿原是中国一颗文化巨星的陨葬之地，记录着一个民族慎终追远的深远情怀，拆庙是容易的，但再要找回千百年来的历史厚重就不可能了。

挖祖坟还是填欲壑？

“法海事件”中，王雷泉教授指出毁像拆庙与戏谑佛教是“巨凶与小恶相互增上，构成高调行恶的共业环境”。

“兴教寺事件”实在是高调“挖祖坟”的又一典型，背后难免又是觊觎佛教寺院的利益链条作祟。难填的欲壑是不顾道义和历史真实的巨大推手，使其完全无视寺院利益及其所代表的佛教主体——僧团的权益。

兴教寺作为一个宗教团体，是由其僧众和宗教活动场所组成的。根据《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则:“宗教活动场所由该场所的管理组织自主管理，其合法权益和该场所内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维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进犯和干预。”

文物专家吴永琪在谈到受商业集团捆绑法门寺时，无奈指出：法门寺如果是寺庙，根据宗教法规应由宗教协会管理，和尚也可以参与管理，其他人没必要介入……博物馆+寺院+企业”就是一个畸形的体制。

现在，兴教寺同样遭到了干预。作为千年古寺，兴教寺在1982年就被批准为“全国重点寺院”，其使用权和管理权应归佛教界所有，未经寺院同意，任何人都是不能强拆的。寺院建筑的合理与否，这是寺院的事，并不是谁有点子就都可以想拆就拆，想改就改的。

所谓拆除与遗产“无关”的建筑，又显示了操作者的充分无知。寺院建筑的每一部分都是相互呼应，有古往今来的支撑关系，虽有新有旧，但粗暴的拆除就是割裂了这种相互关系。离开了寺院规制的强势美化环境，事实上是毁灭宗教环境，践踏人文环境，构造经济环境！

假如对文化和信仰的主体进行“有意”的经济运作，那就变成了“打申遗的的国际广告、作西安的当地营销”！只拆居住区，赶人走——这重点不在拆旧房，而在建新区、迁僧团、夺寺院……经济容易繁荣，灵魂容易丧失；形式容易打造，底线容易跌穿！

因此，我们请求理性对待兴教寺问题，如果真要将事件推到以毁遗来申遗的地步，白鹿原上，将绽放一朵毁坏宗教文化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