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瑙在古代文献中有马瑙、马脑、码碯、阿湿摩揭拉婆（A•magarbha）等异译。玛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之物。藏传佛教神秘的“天珠”即是玛瑙之类。佛塔瘗藏七宝中玛瑙的出土数量极大，许多细粒状的玛瑙直接充当了舍利，如兖州兴隆塔地宫发现的五颜六色的“舍利”数十万计，多数是经过磨光的玛瑙和水晶砂石颗粒。
汶上宝相寺地宫出土有玛瑙管饰。同时出土了水晶摩尼串珠和水晶舍利瓶。水晶摩尼串珠共108颗，每颗直径约0.8－1厘米，椭圆体，原为高僧随身佩带的法器，出土时搭放于金棺之上，显示了较高的瘗藏规格；水晶瓶为天然水晶琢刻，通体透明，质有纹理，厚壁，盖、体可分，盖比例较大，高８厘米，最大腹径4.8厘米，状似束腰葫芦，盖顶端为宝珠形，下部覆钵体，硕腹，底渐内收。这一型制近似原始佛灭时代标准舍利储具造型，应与佛舍利同时舶来。
玻璃 琉璃
在古代，玻璃和琉璃都是人工冶炼的宝石。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化学界的检测证明，中国有生产玻璃的历史。但考究中国的生产状况，似乎时起时断，从未形成一种延续发展、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的玻璃手工业。玻璃是炼丹家偶然的发现，玻璃的生产工艺及其成品，都被人们当成是一种神秘的事物。陕西宝鸡市的西周墓、战国曾侯乙墓等，都曾出土为数不少的料珠和玻璃珠；河北满城还发现了汉代玻璃杯、盘；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古代墓葬中，近年来陆续出土了大量玻璃管珠、棱形珠和琉璃壁、琉璃杯、琉璃瓶、剑柄镶嵌物等。东汉王充所记“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至今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河北定县发现的北魏玻璃钵、瓶、葫芦瓶等，陕西耀县、西安等处发现隋代玻璃杯、瓶、盒、罐、蛋形器等，陕西三原、湖北郧县、甘肃泾川等多处发现唐代玻璃瓶、矮颈瓶与舍利瓶等等，这些玻璃器皿的发现多在佛教遗址，尚不能确定其生产地。据调查，出土的隋代玻璃几乎都是绿色。唐宋玻璃制品矮颈瓶与舍利瓶，都与佛教有关。
外国输入的玻璃与中国自产者大不相同。考察中国玻璃的历史，中国古代除了少量自产的玻璃，更多的是舶来品。春秋战国墓地和南方楚墓中出土的玻璃珠就是从陆路或海路输入中国的玻璃制品；秦汉以降，西域玻璃制品不断传入中国。《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国出产“珠玑、珊瑚、虎魄、壁琉璃”；《汉书•地理志》有武帝时“入海，市明珠、壁琉璃”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西域僧人和使臣屡有进贡玻璃的记载。《梁书•诸夷传》记，天监十八年（519），扶南国谴使“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中大通二年（530），丹丹国王谴使“献舍利，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在唐代此类记载更多。武德二年（619），罽宾国谴使贡“颇黎状若酸枣”，劫者国也谴使献“宝带、玻黎、水精杯”；贞观四年（630），林邑国王“范头黎谴使献火珠，大如鸡卵”，婆利国使者献佛舍利和“方物”；贞观十五年（641），“中天竺王尸罗逸多谴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贞观二十三年（649），堕和罗国“又谴使献象牙、火珠” ；此外，史书还记载了泥婆罗国、康国、波斯国、拂菻国出产玻璃、水精，还有南天竺、呾蜜国，吐火罗、箇失密国也均有出产或献琉璃等物，以及天宝初，狮子国王尸罗迷迦“再谴使献火珠”等等。（未完待续）
作者：汪海波 编辑：闫秀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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