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11月,湖北襄樊市出土东汉末年“陶楼”残件。2009年9月修复成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件陶楼不同于以往常见的出土陶楼:一是体量较大,造型奇特;二是结构复杂,制作精巧;三是装饰怪异,尤其是门铺首上的四个可爱的“小飞人”让人惊叹之余,疑惑不解:是“羽人”?是“飞天”?这个陶楼有何意义?近日,佛教考古、舍利文化学者汪海波先生撰文指出: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佛寺——“浮屠祠”的模型。
襄樊市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11月在樊城长虹路建设工地出土一陶楼。经拼合复原,陶楼面貌于2009年9月展现世人:陶楼分为2层,高103厘米,楼外围有庭院,进深40厘米,宽32厘米;陶楼以彩陶制成,飞檐高挑,雕梁画栋,门可开合,窗棂镂空,布满复杂花纹,表面涂一层薄釉;院子两扇门上刻铺首衔环一对,各有两个长着翅膀的羽翼人;楼的柱础、窗下、房顶都有熊的造型,尤其是楼顶上的轮盘,数达七重。
襄樊陶楼下部
相轮
2008年11月,襄樊长虹路菜越墓地一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出土的一件模型陶楼,其院落大门和小门上共浮雕五个羽人,除发型装饰不同之外,与铜羽人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
2008年7月,同在襄樊市区,曾出土一件带有羽翼的青铜小人像,与陶楼门上的羽翼人几乎完全一样。青铜羽翼人造像高约3厘米,造型古拙:头圆大,颈短粗,表情凝重,颈、腕佩佛珠;背生羽翼,羽毛纹路清晰,双手拱于胸前;体微弯曲,有动感;双肋下空洞巧妙形成二穿孔,当用于绳索佩带之用,出土时羽翼人位于死者头部,疑是配挂在死者的颈上或者胸前。
羽人像
据报道,有专家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三国羽人像,且造像为女性,是楚巫的法器,是巫术“引魂升天”的产物。笔者认为,陶楼是早期浮屠祠的模型;这些小羽翼人是佛教传入汉地后的“供养童子”造像。这两个发现是东汉江淮地区中上流社会佛教流行、世俗积极参与的见证,是佛教融入当地文化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证明其意义与价值应该从历史上去考察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信徒是帝王贵族。如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桓帝则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屠祠,造铜浮屠像,招致信徒五千人余人。这是中国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之最早记录。
《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刘英喜黄老、祀浮屠是明帝的诏命。永平八年(65年),明帝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丝帛请赎,楚王英奉献丝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明帝认为楚王英的奉佛是“与神为誓”,佛教是被视作异域神明而受到崇信的。
然而不久,楚王英被诬告暗交方士、造作图谶以图谋逆。永平十三年(70年)明帝将他流放,并在彭城逮捕刘英同党,大兴楚狱,诛连达数千人。楚王英于永平十四年(71年)在流放地丹阳“惧罪”自杀。当时随楚王南迁或“坐死”的人数以千计,正是这些流放之民把他们的佛教信仰传播到江淮广大地区。
楚王死后,佛教日渐兴盛并出现四移传播现象。汉学家马伯乐曾试图证明彭城佛教渗透到中原腹地。事实上,彭城佛教的影响主要在楚王英及其信徒流徙所经的江淮地区。
百年后,有丹阳人笮融事佛,从彭城到广陵间出现大量群众随之信仰佛教。丹阳是楚王英流放自杀之地,笮融是丹阳人,他的信佛显然与楚王英有着传承关系。而笮融的佛教活动主要在下邳为中心的江淮地区。《三国志·刘繇传》记:“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此为中国造像立寺首次见于史载。从中可知在今江苏、安徽、荆襄等广大江淮地区很早就有了佛教的盛行,所造佛寺已十分雄伟壮观,并且已有了颇具规模的群体诵读佛经和浴佛的宏大场面。笮融一方面大建佛寺,招徕民众,一方面采取群体念经的方式吸引远近民众,又通过设酒饭、免徭役等办法,使广大下层民众信仰佛教。笮融借佛教聚集民众壮大声势,在客观上扩大了佛教的传播与影响。
笮融专祠浮屠、不祀黄老,说明佛教在东汉末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不再局限于王室范围了。佛教在中国社会站稳脚跟,广泛传播,绵延不绝,江淮民众信仰佛教之风鼎盛一时。
佛教在中国初始传播能在江淮立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与地方文化的结合。梁启超说:“楚王英信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盖有不可诬者”。当时淮南王招纳方术之士千余人,表明黄老道术早已流布江淮之间。
此后的东晋时期,高僧道安曾在襄阳一带讲经传道十余年,襄樊是佛教传播较早、基础较深厚的地区。东汉三国时期江淮佛教的流播,在一定程度上为两晋和六朝佛教的兴盛奠定了群众基础。
笮融奉佛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的许多个“第一”:最早建造佛寺、佛像,最早举行浴佛法会、课诵念经等,真正把佛教与黄老祠祀分割开来,结束了黄老与浮屠同祀的历史,使佛教走向独立发展的轨道,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浮屠祠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视作中国佛寺的萌芽。所谓“上累金盘”,即在上层用金属按印度苏堵波式样制成的相轮,相轮层数一般为五至十三层奇数,今观出土陶楼上有七层相轮,是较高的规格;所谓“下为重楼”,就是下层为汉地传统的“望仙楼”多层楼阁式木结构建筑,作为寺的活动中心;在佛祠里还用铜塑佛像,遍体涂以黄金,披着锦彩的袈裟。
羽翼人在当时应该是引导佛教徒的统一法器,它是供养童子的形象。襄阳自古就有过“穿天节”的特别民俗。《鸡肋编》记载:“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穿天节。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如此看来,羽翼人穿孔佩带也符合当地民俗。供养童子造像就是那个时期当地楚人的作品,也是佛教意识结合当地文化观念发展演变的产物,它的意义是对佛的供养,从而引导人的灵魂进入涅槃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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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海波 编辑:邢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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