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晋之际的佛像遗例

存中国四世纪以前的佛教造像，有的是纯粹佛教系统的佛菩萨像。有的则遗留了传统神仙式样，混合了佛、道、方士的信仰，使得佛、神虽以分辨。以地域而言，四川、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内蒙古地方均有发现。其表现方式则有墓室的石雕摩崖线刻画、铜镜上的凸雕花纹、青瓷或陶器上的凸堆模印花纹，也有单独的金铜像。除了上述沂南汉墓项光童子像之外，其它遗品兹分述之如下：

（一）四川的汉墓浮雕佛像

就年代及式样而言，四川发现的佛像，不但年代早，且是完整的佛像。到现在为止共有三处有佛像出土的报道，一为乐山麻浩崖，一为乐山柿子湾，一为彭山等三处。

就四川乐山麻浩崖、柿子湾、彭山三处汉墓出土的佛像而言。麻浩一号崖墓后室门额饰有浮雕坐佛像，高三七公分。此像有圆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住衣端，顶有肉髻，圆形颜面已残损。衣纹为通肩式样，有平行褶纹、U形下垂部分位于胸前正中，双足结跏趺坐。

乐山柿子湾汉墓后室门额上两尊坐佛，造形作风和麻浩崖坐佛相似，时代和式样应是一样。

至于彭山出土的陶器附佛三尊像，或称佛像陶插座，中空，柱表浮雕一佛二胁侍。坐佛肉髻明显，不见圆光。左右手与麻浩佛像相似，衣纹则自颈至下摆重迭着并行的弧线，坐佛两旁之像不像胁侍菩萨，也不是罗汉，好似天人像。此陶像一般认为出土于东汉墓，为二至三世纪时代作品，是中国最早的三尊像。

（二）铜镜上的佛像纹饰

自汉末至晋初所制作的铜镜中，因其背后花纹的不同，可分为神兽镜和夔凤镜二种，受到佛教的传入，佛教像或类似佛教像的纹饰也表现在铜镜背后，因而被称为佛兽镜。就一般的考据，三角线佛兽镜的制作于200年代的三国时代，夔凤镜则为270年至300年代的西晋时代的作品。画文样缘佛兽镜则为300年代的西晋的作品。这些三四世纪的铜镜原制作地点应出自南方，而近年来以佛像为装饰图案的三国铜镜，在湖北省鄂城、湖南省长沙、浙江省武义、安徽省和县等地都有发现。

综合这些铜镜上的佛像而言，在风格上神佛揉杂，汉式传统仍十分浓厚，衣纹宽大而非紧密贴身，秣菟罗式较淡。

（三）越窑青瓷上的佛像装饰

在魏晋之际，江南一带烧制的青瓷，往往附有佛像装饰，其中以被称为“神亭”、“魂瓶”、“谷仓”、“堆塑罐”的坛形器为数最多。1989年笔者参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时，就发现此种堆塑罐，在高约17英寸多，宽11英寸多的青瓷中，上半部堆塑了楼阁建筑物、人物、动物，下半部的罐子上也贴了无数的人物、动物，而在罐子居中的肩部却赫然的堆塑了一整排十余尊的坐佛像。由于堆塑罐原是明器，最初对佛教的含义不明，将它看成神仙或东王公、西王母一类神祗看待，神佛揉杂的意识之下，佛像只作为装饰，且置于罐之中下部，也许经过高僧的阐扬对佛教也有进一步的认知，故安置位置逐次上升，成了供养的对象。

（四）武昌莲溪寺出土的鎏金铜饰片

前述的几件佛像，均是制作于二三世纪之际，虽可信为最早期的佛像，但未有确定的纪年铭。而1956年在湖北武昌吴墓出土的鎏金铜饰片，应是有确定年代的最早金铜佛造像。由于此吴墓，尚出土了一件“吴永安五年”地卷，可此墓必造于此年，而铜饰片更不迟于永安五年，即262年。依报道，这个金铜饰片状若杏叶形，长5.05公分，宽3.1公分，厚0.1公分，通体扁平面微弯曲。其表面金黄色，里面有铜锈绿。它原是由两块杏叶形的铜片合钉在一起，上下左右边缘共有小铆钉六个。铜片的正面有透雕与线刻的佛像，佛像立于一莲座之上，莲座两边各有莲花一朵。佛像头顶有肉髻，项有圆光，裸露上身，系飘带，下着裙，裙上部在腰际向外翻卷。

阮荣春先生断此像为秣菟罗式，他说：“此像受秣菟罗造像影响较为明显，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秣菟罗出土的帝释窟说法图中的菩萨形像，菩萨上身，仅戴项圈，仅见于秣菟罗系统。犍陀罗地区菩萨像虽也有赤裸上身者，但往往在项圈下还会附加一些饰物，左肩上的披帛缠绕也较为复杂，不如秣菟罗式样简洁随意。”

武昌莲溪寺据考证为孙吴时校尉彭卢墓，同墓尚出土了前额带有白毫相的陶俑。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的陶俑（从骑吏到厨俑）也都有此现象。白毫相，一如圆光（项光）是代表佛是智慧、定力和威德，一般童子、骑吏、武士、厨俑是不可能有的特征，虽当时人对佛教只是一知半解。但佛教已流布此地应是无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