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国西晋佛教的流布

东汉时代的佛教，就上述的佛教，就上述的楚王英，桓帝及笮融等的信仰而言，无非是祭拜金像，建造佛寺，行原始的礼仪罢了。但进入了三国西晋时代，由于交通的频仍，来自天竺、月支、西域的高僧不断东来，使得佛教的信仰由建造寺塔进而翻译经典，而达到思想的流布。创作也在这一背景下，更进入另一阶段。

三国时代的佛教中心，北以洛阳，南以建业为据点。北方的佛教造像，已然逐渐形成风气，在魏黄初元年（220） 便已有孙二娘、王五娘题名的造像记。这应是中国最早有铭刻年代的佛教造像记。且从题名的人氏看来，造像风气似已深入庶民中。

至于南方自古便有海路与天竺交通，早在东汉时，大秦、天竺均曾借海路遣使贡献，到了孙吴时代，更派遣朱应与康泰二人前往天竺。海上交通既通，佛教的先由海上入华，其可能性便大大提高。

其间到过南方的译经师，著名者最早如安世高于汉恒帝灵帝（147—188在位）时先到京洛，再入庐山、豫章、会稽、广州一带传法。到了孙吴时代，先有支谦得孙权的信任而任博士、东宫辅导，且大量译出大乘经典。后有康僧会自交趾北上建业，虽释氏稽古略等所载的“康僧会到吴地建寺立像，孙皓曾获得金像等事迹”不一定是史实，但康僧会的译经，江南一带早有佛教的观念，也创作了佛像，却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西晋，佛教除了译经僧的活动之外，更进而再深入在家信众之中。而对教义的理解则受到清谈、玄学的影响，而逐渐走入“格义”式的佛教。

至于建佛寺造佛像也随之渐增，虽然释氏稽古录所载西晋五十二年间“译经者僧俗十二人，译出经典六百卷，建造寺院一百八十所，度僧尼三千七百人”。未免有夸大之谦，但洛阳伽蓝记载西晋永嘉末年洛阳一地便有四十二所寺院。

既有这许多寺院，便不能没有佛像，西晋一代最著名的译经师竺法护自太始元年（256）抵洛阳，迄永嘉二年（308）为止，除了译经之外，也在城西建法云寺，而且“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这是在文献中最早有图画佛容的著录，因此日本人大村西崖便认为是佛像传来的嚆矢。

其它有关造佛菩萨金像或得金像的传说尚多，虽未必是史实，但佛像流传于华北或江南一带，却是相当可能的，尤其自现存的几件古老的佛像，更可印证佛像流布的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