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毛主席与十四世达赖

1952年3月，在代理司伦鲁康娃、罗桑札西的暗中支持下，西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一千余人，示威游行，包围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的驻地，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西藏。鲁康娃和罗桑札西还下令寺庙、贵族和拉萨附近几个宗的藏族人民，不准卖给解放军粮食与燃料。到4月中，十四世达赖解除了鲁康娃和罗桑札西的职务，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解散。4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在谈到伪人民会议时指出：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

毛泽东的这段分析，显示了高度灵活的策略原则。他总是善于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情势，改变自己的策略。而在他看来，伪人民会议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当时西藏的实际情势。这种情势就是如毛泽东在指示中所分析的：

看来不但是两司伦，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议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

为了改变这种情势，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了两条基本政策： 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 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 往后几年西藏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毛泽东十分细致地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一周年时，达赖和班禅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为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当天，毛泽东即给他们复电说： 你们来电表示愿为逐步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 同年5月14日，达赖喇嘛曾致函毛泽东并赠以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7月11日，毛泽东指示将上述礼物送存民委。8月18日，毛泽东给达赖复信，并赠16毫米电影放影机一部，附《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二匹。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除了重申保护西藏人民信仰，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之外，特别指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1953年3月8日，毛泽东写信答复达赖喇嘛1952年8月19日的来信及所赠照片。毛泽东给达赖回赠了一张照片，同时在信中特别指出：

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

信中还再一次重申了党的保护宗教的政策：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