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孤峰独拔的冷峻，本来只是教义阐释学的风格差异（不很确切地说，在一致肯认契理契机的原则下，太虚更关注契机（时代性）的一面，而印顺则更关注契理（本真性）的一面），但由于它强调以回归本真的佛教为价值指向，因此必然地更凸显了佛法和世间法不共的一面，从而使得本来遭到轻忽的佛教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有可能呈现出来。就此而论，虽然印顺思想和太虚一样以拥抱现代性为基调，但是其诠释风格使它对处理佛教和现代性之间的紧张较太虚思想更为敏感，从而为开出一种具有批判的主体性的人间佛教品格提供了更多的诠释空间。虽然在印顺思想中这种批判性是通过澄清佛教自身的立场表达出来的，但是通过诠释和转换，可以很自然地开出某种理论资源，支撑起基于佛教立场的社会文化运动，对治现代性症状（malaise of modernity，借用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一个术语）。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建构后印顺时代（具有批判的主体性品格）的人间佛教理论时，作为方法的印顺比作为结论的印顺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继承。我们需要不断地回溯到印顺的问题意识，以他揭示的诠释方法来审视未来人间佛教的理论资源和现实议题，包括以这种方法检讨哲人自身的思想，及其产生的效应，特别是未来可能产生的流变。因此《沧桑》强调"印顺思想就其根底而言乃是一种佛教圣典诠释的方法和范式，而不是一些教条和结论的集合。就此而论，印顺思想本身便具有自我调适的开放性。"

作为方法（论）的印顺思想，它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这种批判的主体性使它具有恢弘的视野和宽广的格局，其思想成果构成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思想史最为壮丽的景观之一，甚至有时使人在惊叹其博大精深的同时望而生畏，深感超越的困难。

作为方法（论）的印顺思想，绝不排斥自身成为诠释的对象。它有勇气面对一切质疑和挑战，而且只要这种质疑和挑战来得足够有力和令人信服，它也有勇气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具体结论――正如它敢于将整个佛教思想传统视为有待重新诠释的对象、敢于抛弃一切不契理契机的方便法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