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印顺时代"及"后印顺时代"的概念，虽然不象何建明断然否定的那样"不是个真正的问题"，但也不象深受印顺思想影响的学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我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该谨慎，对其意涵、适用范围有明确的自觉，对其可能产生的误读有足够的警觉。正如布迪厄所说，我们应首先澄清作者的立场本身。

（二）、作为方法的印顺：问题意识和诠释效应

让我们暂且搁置概念的纠缠，直接面向问题本身。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佛教百弊丛生，不但无力适应社会，甚至连维持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高妙的佛教理想和惨淡的佛教现状之间的强烈反差，刺激着印顺反省中国佛教传统的合法性，希望澄清佛教的本真性（畅佛本怀）以回应现代性的挑战，这种内在的焦虑和紧张构成贯穿他一生思考的基本问题意识，并且成为他全部理论的价值旨归。也正因为如此，他那些爬梳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著述，看似寒潭静水，波澜不惊，远离中国佛教的现实，却呈现出惊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对于后来的探索者产生巨大的震撼。

就回应现代性的基本立场而论，印顺思想是和太虚思想一脉相承的，两者之间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他们的目的都是要为积贫积弱的中国佛教找一条出路，当他们感受到宗教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紧张时，都不约而同地将反省的目光投向了宗教传统自身，企图通过宗教传统自身的重新诠释和姿态调整来适应现代性的需要，而不是批判和质疑现代性.

这种批判传统以回应现代性的思考方式，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思想的共同特点。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列强环伺、内政腐败、民生凋敝，革故鼎新、变法图强成为一代精英的共同追求，救亡和启蒙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激进的反传统思想、对民主和科学普世价值的认同则是其中的最强音。太虚、印顺和同时代及稍后的许多佛学青年一样，经历了这种时代精神的洗礼。直到耄耋之年回顾自己一生学思生涯时，印顺还满怀深情地说自己"永远不离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从中不难看出那种摧枯拉朽、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给他留下的深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