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何文所说的"尊重当代台湾佛教真实的历史，也是尊重印顺在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中的历史性贡献"不会是口是心非的搪塞之词，因此，需要对"印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台湾和大陆实际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远不及星云等"的说法作些厘清：其一、印顺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在大陆的实际影响无论是否非常有限，都与蓝文限于台湾佛教思想史或佛教学术史的论域无关，可以存而不论。其二、这里所谓的"实际影响"，具体所指是什么？是佛教思想和学术领域还是佛教实践领域？就后者而言，笔者赞成何文所言，其影响"远不及星云等"应是许多学者和佛教界人士的共识；但就前者而论是否也是如此，则大可存疑，至少何文推许为三杰的蓝吉富、杨惠南、江灿腾等人便恐怕不具备这样的共识。事实上，台湾佛教史上思想诠释和实践推展这两个层面之间既相互呼应，又各有其发展脉络，迄今也没有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何文低估了两者之间的这种区隔，因此其质疑并不如他感觉的那么不言而喻、无可辩驳。

虽然何文的质疑含混暧昧，没有击中要害，但的确非常有益，能够激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一个思想家命名某个思想领域的一个时间段，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不致于引起争议？粗略地讲，至少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思想家的思想应该具有标志性意义，足以将其与前此后此的思想区分开来，成为这个时代的表征（Ⅰ）；第二、这个思想家的成就之大在同时代无有相侔者（Ⅱ－ⅰ），并且使得该领域同时代的思考总体上笼罩在其影响之下（Ⅱ－ⅱ）。

以指标Ⅱ－ⅰ而论，笔者认为就蓝文所论的时段而言，恐怕没有第二人的思想成就可以与印顺相埒，即使是何文提到的同时代台湾佛教史的另一典范人物星云大师，也承认在此期间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成绩最大，套用何文的话，说"这是台湾许多学者和佛教界人士的共识"也不为过。
以指标Ⅱ－ⅱ而论，印顺法师对佛教思想的阐释影响了台湾佛教思想界和学术界几代学人对佛教思想的理解，作用不可谓不大。甚至可以认为，对于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的佛教思想界来说，印顺思想是他们理解和接受佛教思想的必须经过的一座桥梁，不管这些学人后来是继续沿着印顺指引的路线前行，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走出或想要走出印顺思想的庞大背影。因此，就精英群体的佛学阐释和佛学研究而言，将台湾佛教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某个阶段（无论其准确时限如何界定）称为"印顺时代"并无不可。

进一步的质疑在于，这些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那个时代佛教思想（接受）史的整体风貌？换句话说，对于那个时代参与佛教思想（再）生产和消费的一般知识群体来说，是否也普遍接受印顺思想的洗礼呢？这是何文本身没有明确提出、但却激发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面牵涉到葛兆光所谓的精英思想和一般思想之间的分疏，需要谨慎对待和实证研究，不能凭感觉就回答是或非。这项工作，有待于台湾学界的努力。

以指标Ⅰ而论，印顺思想是否足以与此前的思想相区分，具有表征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如何看待太虚思想和印顺思想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到如何看待近六十年来台湾佛教的发展与近代以来汉传佛教整体发展的关系问题。

如果仅以蓝吉富限定的时空论域（光复以来直到印老封笔为止的台湾佛教思想界和学术界）为限，印顺思想具有足以表征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当可成立。但问题恰恰在于这样一种限制是否妥当？这样一种局促的时空论域和我们讨论的宏大叙事是否相称？更要紧的是，它和印顺思想本身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关怀是否一致？凡此种种才是何文代表的反对意见能激发我们思考的真正问题，有必要深入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