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导师讲：【佛藏经】说：“耆老们，但知保守琐碎的教条，偏于自立，不能主持佛法。亏了少数青年，才将大法传宏下来。过去如此，未来也一定如此，青年众来发心修学，才能发扬真正大乘的因素。如大乘法中的文殊、善财、常啼等，都是现青年身，发广大心，勇猛精进，学不厌，教不倦。他们自身现青年相，也欢喜摄引青年学佛；这不是菩萨偏心，而是青年人具足了适宜于修学大乘的条件。人间佛教的动向，主要是培养青年人的信心，发心修菩萨行。如不能养成人间的菩萨风气，依旧着重少数人的急证，或多数而偏于消极的信仰，那对于中国佛教的前途，光明时太微茫了！”

将菩萨行发挥到极致的如民国时代的谭嗣同，为什么面对死亡他能从容不迫，英勇献身？因为他是一个真正参透佛法真谛，真正明白生死真义的人。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有两个可以逃走的机会，但是他都放弃了，其一是向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在自本使馆的帮助下逃走，其二是他的好友大刀王五想帮他逃走，都被他拒绝了，史上对谭嗣同的这种举动都有一些解释，如从革命家的角度来分析，这是一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然从佛教信仰的角度来分析，事实却并非这么简单，南怀瑾先生讲过，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所以在生死关头能舍生取义，名垂不朽，也是因为受到了异人的点化，明白了生死的真义，才能彻底放下一切，慷慨就义，面不改色，浩气千秋。历史上的革命家之所以被杀，往往是由于紧急关头逃脱不了，被抓以后遭到杀害。谭嗣同则完全与之相反，他在能逃走的情况下留下，义无反顾，如果没有过人的胆略，超然的心境，佛法的智慧，是万万做不到的，在生死观上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心境，俗话说“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大多是慷慨捐身的，被捕以后英勇就义者居多，谭嗣同则恰恰相反，他是从容就义的，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呢？从心性上来讲，这完全是修学佛法的结果，在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接触佛法的时间并不早，他生于1865年，卒于1898年，享年三十三岁，他在1896年始接触佛法，也就是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听闻佛法，这也说明修学佛法的成就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谭嗣同在一年的时间里潜心究佛，据梁启超《谭嗣同传》载，突飞猛进，日夜冥搜孔佛之书，且与杨文会相交游，原本好学深思的谭嗣同，对佛法有了全面深入的理解，据梁启超《谭嗣同传》载其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本着这样的思想认识，使谭嗣同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越，“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就是最生动的写照。

谭嗣同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有两点：其一，生死的真义，以及佛子对待生死所应持的态度；其二，真佛子所应有的精神面貌，处事及学佛理念，在中国佛教史上，谭嗣同的学佛显得与众不同，他能将博大精深的佛法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融会贯通，他能将理论的佛法转化成改造现实的力量与行动，可以称之为实践佛学或应用佛学。谭嗣同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以身示法真正诠释了行菩萨道的深刻内涵，这种乐观，颠覆了以往佛教徒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消极厌世，不思进取，悲观失落。在谭嗣同身上充盈着为天下苍生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凛然正气。他也不同于李元松所提倡的：“为偿千劫愿，慷慨赴前程”，二者同样崇尚侠义精神，都具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们皆提倡积极入世，所不同者，生活环境有差异，一生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乱世，一生于和平时代，生命之轨迹亦迥然不同！谭嗣同的任侠表现在他十三岁时撰写的一幅对联：“谁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豪情，着实让人钦佩，谭嗣同秉佛法之慧剑，劈荆斩棘，义无反顾的舍身取义，成就了现代史上一段永恒的传奇。一代佛人远去，其精神、勋名、功德并为不朽，正如浏阳谭嗣同的墓联所言：“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印顺导师谈到了处事时代：“现代的又一倾向，是处世的。佛法中，人天乘是恋世的，耽恋着世间欲乐，没有出世解脱的意向。小乘与人天法相反，视【三界如牢狱、生死如冤家】，急切地发厌离心，求证解脱。出世，不是到另一世界去，是出三界烦恼，不再受烦恼所系缚，得大自在的意思。佛说小乘出世法，是适应隐遁与苦行根性的.......大乘菩萨道的伟大，全从入世精神中表达出来。菩萨为大悲愿力所激发，抱着跳火坑、入地狱、救济众生的坚强志愿。与人天的恋世不同，与小乘的出世也不相同。菩萨入世的作风，在现代恋世的常人看来，非常亲切，要比二乘的自了出世好得多！近代由于物质文明的发达，由【纵我制物】，而发展到【徇物制我】。迷恋世间物欲的风气特别强，压倒了少欲知足，恬澹静退的人生观。此时以人天法来教化，等于以水洗水，永无出路。如以小乘法来教化，又是格格不入。惟有大乘法——以出世心来做入世事，同时就从入世法中，摄化众生向出世，做到出世与入世的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