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会昌废佛后中国大藏经的基本态势

会昌废佛剥夺了佛教教团的经济基础，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佛教开始酝酿转变。现在看来，这一转变顺着两条道路前进。一条是以“禅净合一”为旗帜的义理层面的佛教；一条是以大型科仪为代表的信仰层面的佛教。这一局面，入宋以后看得越来越清楚。由于此时的禅宗已经过了理论创新的巅峰，而净土本来缺乏深邃的理论，因此，此时所谓的“义理层面的佛教”，与唐代佛教理论鼎盛时期的佛教义理不可同日而语，只是相对于信仰成分更浓的科仪佛教而言罢了。

程式化的仪轨本是佛教宗教活动之必须。从敦煌遗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梳理出佛教在念诵经典的过程中不断仪轨化的轨迹。仪轨与佛教的忏悔思想结合，形成忏仪。忏仪本来是一种与佛教义理、僧人个人修持紧密结合的、非常生动活泼的宗教活动。但一旦被程式化，就比较容易凝滞、表层与僵化，而与僧人内在的修持逐渐脱节。密教的传入，新的崇拜物件的兴起，使得大型科仪得以组织与产生，这种科仪到宋代达到高峰，并影响到明清佛教的形态。评价、论述宋以下的中国佛教的上述种种变化，还必须考虑宋明理学兴起这一外部因素。在此限于篇幅，不予讨论。

会昌废佛开始，佛教的面貌逐渐发生极大的改变，大藏经的情况如何呢？这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佛教内部讲，严格真伪鉴别、重印度轻中国、重经论轻注疏这一基本理路并没有改变。智升时代已经表露的藏经落后于佛教现实的倾向进一步扩大。因此，对大量涌现的科仪，当时的大藏经基本不予理会，任其在藏外自生自灭。这为我们今天收集科仪佛教的资料、研究科仪佛教造成很大的困惑。

第二、从佛教外部讲，由唐玄宗开创并有效实施的皇权的制导力量日益加剧。《开宝藏》就是皇帝派内官负责刊刻。在宋代官方译场译出的部分经典，因为不合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被皇帝下令烧毁。明代万历皇帝的母亲，挟皇太后之威，把自己感梦所得的所谓《第一大稀有经》纳入大藏。《清龙藏》为了追求外观的整齐划一，甚至任意砍削传统已经入藏的典籍。从皇权对大藏经的制导讲，以往皇权能够施加影响的，只是皇帝下令编纂的大藏；对民间自己编纂的藏经，则一般不予干涉。到了清代，皇家甚至下令从《嘉兴藏》这一民间编纂的藏经中撤出不合自己口味的著作。

第三、从总体格局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社会发展较为停滞。宋明理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则日益衰微。佛教的衰微，主要表现在义理层面的衰微与修道理想的退堕，即理论的追索几乎停顿，公认的高僧寥如晨星。而它的信仰层面却极度膨胀，特别是各种荐亡祈福的科仪法事，以及各种修福积德的活动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大藏经的发展也显得较为缓慢与停滞。

此时的编藏理路，除了个别藏经外，从总体看，大抵出于修积功德。因此，除了个别特例，编藏者对于所编藏经的体例、结构、收经标准等问题，甚少措意。此时所编的藏经，大抵是在前代藏经的基础上，加上新编入藏部分，层积而成。各寺院请印的藏经，大抵供养在藏经楼，不许等闲人接触。明智旭虽然曾对大藏经结构提出改革意见，但他的意见并未在中国的大藏经编纂实践中得到落实。从唐智升到清末，一千余年，大藏经的形态变化不大。这固然可以归功于智升的卓越工作。但我认为与其说智升的工作过于超前，乃至千年之下依然无人可以逾越，不如说与中国社会发展缓慢、中国佛教发展缓慢相呼应，大藏经也进入缓慢发展的时期。不是智升的工作过于超前，而是后代的子孙过于不肖，未能在大藏经编纂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