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有一个基本特点－－流变性。写本是由写经生等各色人等一本一本书写出来的，不但在外观上有很大的个性特征，内容上也容易形成异变，由此出现各种各样的异本。敦煌遗书中大量异本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写本的流变性，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最近几年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落合俊典教授主持的日本寺院所藏古写本藏经的调查与研究，也充分证明了写本藏经的流变性这一特征。充分重视与研究写本佛典的流变性，全面评价它在中国佛教发展中的地位，是佛教文献学面临的一个新的任务。

会昌废佛后全国藏经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统一，为刻本藏经的流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背景。《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刻本大藏经。第一批版片，开雕于开宝四年（971），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共计13万块。在古代，这实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此，我国大藏经进入刻本时期。但是，从现有资料看，《开宝藏》虽然在流通，民间依然在修造写本大藏经。所以，整个北宋，基本是写本藏经、刻本藏经同时流通的时期，或者说是刻本藏经逐渐取代写本藏经的时期。北宋晚年，《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渐次刊刻，写本藏经逐步退出实用领域。但是，它依然以金银字大藏经这样的特殊形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从现有资料看，金银字大藏经的书写，大约一直延续到明清。此后，写本大藏经不再出现，但写本佛经，包括金银字写经、血经，作为人们表达自己虔诚信仰的方式，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近代以来，写经又成为书法家、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源泉之一。

从北宋《开宝藏》起，到清末民初的金陵刻经处、毗陵刻经处刊刻书册本藏经为止，我国历朝历代都曾刊印刻本大藏经，总数不清，至少在二十部以上。就刻本藏经而言，版片的刊刻一旦完成，新藏经的刷印就是一件相对较为容易的事情，这促进了藏经的流通。且同一副版片所印藏经，内容完全一致，不同于写本藏经所具有的流变性。这都是刻本藏经优于写本藏经的地方。但一部藏经的版片数量动辄高达10余万，刊刻、管理都非易事。故古人有斫臂化缘、累代刻藏的佳话。遗憾的是，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善于创造文化的民族，却又是一个不善于保护文化的民族。历经兵火灾劫，现在存世的完整刻本大藏已经极为稀少；完整的大藏经版片，仅剩《龙藏》一副。不少刻本藏经仅剩零本，还有不少刻本藏经尚需我们去发掘与考证。

近现代铅印、影印技术的发明，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手段。近现代印刷本藏经文字清晰，装帧实用，信息量大。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近现代印刷本藏经的出现，与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兴起密切相关。由此，以《大正藏》为代表的新编藏经问世不久，便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取代了在佛教史上雄踞千年的刻本藏经。不过，由于电子技术的崛起，现代印刷本藏经独擅胜场仅百年，佛教藏经就开始进入数码化时期。虽则如此，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现代印刷本藏经作为佛教法宝的代表，作为千百万信徒膜拜的对象，不但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会向豪华装帧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