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创了书籍的数码化时期。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汉文大藏经也踏入数码化的门槛。20多年来，大藏经的数码化取得令人惊叹的长足发展。与近现代印刷本藏经的排印本、影印本两种形态相应，数码化大藏经也出现用文字录入方式形成的电子文本及用图像扫描方式形成的扫描本，并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主持的《电子佛典集成》是目前最为流通的电子文本大藏经。目前，藏经数码化正方兴未艾，并进一步向内容更丰富、使用更方便、功能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且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增强其宗教权威性与社会公信力。［①］

二、编纂大藏经的内在理路

（一）、“内在理路”释义

上面简单介绍了两千年来汉文大藏经的基本概貌。本节想探讨编纂大藏经的内在理路。以前还没有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因此首先需要说明什么是编纂大藏经的内在理路。

任何时代、任何人，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编纂大藏经，必然有他的目的。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必然有一个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甄别、选取佛典的入藏标准，有一系列与这一目的相配套的编纂藏经的方法。我认为，编藏目的、入藏标准、编藏方法三者，构成了大藏经编纂的内在理路。从历史上看，大藏经的编纂者，一般很少公开宣示自己编纂藏经的目的、标准与方法。但无论哪一部藏经，实际都存在这三者，它们贯穿于该藏经筹备与编纂的整个过程，并体现在最终完成的这部大藏经中，所以称之为“内在”理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一部一部的藏经，来探讨它们各自的内在编藏理路。当然，就某一部具体的藏经而言，还有一个它的预设编藏理路能否从始至终贯彻到底的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古今编藏理路的表现形态及其演变轨迹。

（二）、佛教编藏的基本理路

首先应该指出，结集佛典本来就是印度佛教的传统。佛、法、僧三宝的观念，在释迦牟尼时代是否已经产生，还可以再研究。从早期佛典看，三皈依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熟语；但从历史事实看，释迦牟尼时代，佛典还没有产生。当然，从逻辑上讲，佛法形成在先，佛典结集于后。因此，释迦牟尼时代尚未出现佛典，不影响三宝观念的产生。从现有资料看，起码在部派分裂之前，三宝观念已经产生。如果说三宝观念在释迦牟尼时代已经形成，则第一结集的历史地位将更加重要。因为这说明当时的僧人已经非常清醒地把法作为与佛、僧并立的亘古永存的真理。即使三宝观念在释迦牟尼时代尚未形成，可以设想，第一结集的成果，对三宝观念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印度佛教此后的历次结集，各有各的历史背景与原因，这里不做探讨。但佛典作为佛法的代表，始终受到重视与尊崇。佛教传入中国，怎样才能让中国信徒原原本本、毫不走样地接受佛教的思想，是当时传教法师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品质层面，即“不走样”；第二、效果层面，即“能接受”。从这两个层面，生发出早期汉译佛典的“直译派”与“意译派”之争。而汉文大藏经所以形成，正是这一理路在新时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