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大藏经的义理层面与信仰层面，也密不可分地相互渗透与依存。毋宁说，正因为大藏经具有高度的义理性，才使它具备成为信仰性对象的基础。比如，唐智升编定的《开元大藏》，就其内在理路而言，原本是一部义理性大藏。但将它按照白居易《苏州南禅寺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记载的方式纳入转轮藏，它就具备了典型的信仰性功能［②］。可以想见，广大群众的信仰又扩大了义理性大藏经在信教群体中的影响。不过，在此又必须指出，与晚唐以前佛教的义理层面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相适应，我国当时的大藏经，虽然两种形态具备，但以义理性为主导。但随着佛教信仰层面的力量日益加强，大藏经的形态也产生新的变化。如黑水城出土的《大乘入藏录卷上》，这部藏经虽然依据《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的标准收入经典，却按照诸经卷数的多少排列次序。所以，编纂这部藏经的目的不是供人学习佛教义理，仅是供人顶礼膜拜。正因为这样，这部藏经完全不讲究结构的合理，只讲究外观的整齐［③］。这样一部完全体现大藏经信仰功能的藏经，却依然采用《开元释教录》的名号，也说明汉文大藏经的义理层面与信仰层面密不可分地相互渗透与依存。

我曾经提出“大藏经三要素”，作为研究写本大藏经的指标。亦即收经标准、结构体系、外部标志。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上述三要素因人、因时、因地而有区别，但从总体看，严格真伪鉴别、重印度轻中国、重经论轻注疏，是中国写本大藏经中正藏部分不变的主线。结构体系问题则是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最后由智升总其大成。至于在外部标志方面的探索，则直到晚唐采用《千字文》作为大藏经的帙号，才算告终。“三要素”问题意识的形成与解决，是一个动态的漫长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拙作《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有所论述。但该书仅客观描述了三要素问题的逐步解决，还有没将这个问题与编藏的内在理路有机结合。本文限于篇幅，也不打算过多涉及这个问题，仅在这里略微点题。

（四）、中国佛教外部力量对大藏经编纂的影响

上面从佛教内部分析大藏经编纂的内在理路。从外部环境讲，汉民族整理典籍的传统、汉文化大一统的深层意识，也是影响佛教大藏经产生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中国与印度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在此也不做进一步论述。

有人认为，唐玄宗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期。本人对此缺乏研究，没有发言权。但从政教关系、从大藏经的发展来看，唐玄宗时期的确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转型期。在唐玄宗之前，造什么样的藏，怎样造藏，都是佛教教团内部的事务，国家无权干涉。即使所谓“皇家官藏”，也不过是皇家出资，委托某个寺院修造罢了。皇家与造藏僧团的关系，仅仅是“财施”与“法施”的关系。皇家造藏是为了祈福积德，至于大藏怎么修造，收入什么经典，他们是不去过问，也不必甚至不便过问的。大藏造完之后，即归修造大藏的主持人所在的寺院所有。这个寺院可能位于宫外，如法经所在之大兴善寺；也可能位于宫内，如智果造藏之“内道场”。虽然是皇家所造的大藏，帝室成员如系俗人，也无权阅读全藏。起码佛教明确规定，禁止在家人阅读戒律。隋文帝曾经很明确地将对经典真伪的判决权交给佛教教团；唐高宗曾经企图干涉藏经的结构，最终归于失败。但到了唐玄宗时代，玄宗开始直接干预某些典籍的入藏，乃至从此开始出现一个惯例，经典入藏，需经御准。在此透露出来的皇权与佛教势力消长的消息，值得我们注意。幸好智升之编纂《开元释教录》乃属个人行为，故较少受到皇权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