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对汉文大藏经从古到今的编藏理路作了简单的梳理，指出古代编藏主要出于宗教目的。日本《大正藏》的编纂，体现了大藏经从宗教性向学术性的演变。而大陆《中华藏》的编纂，则进一步将大文化理念引进大藏经的编藏实践。文章最后对目前编藏工作的开展提出个人的一些设想。　

一、汉文大藏经简史

汉文大藏经是基本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是汉传佛教基本典籍的总汇。汉文大藏经随着汉传佛教的发展而成长壮大。它与汉传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个时代的汉文大藏经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汉传佛教的概貌。

以我国书籍制作方式的演进为线索，汉文大藏经自古到今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写本时期、刻本时期、近代印刷本时期、数码化时期。

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无论是“伊存授经说”，还是“汉明感梦求法说”，佛教初传都与佛经的传写紧密相连，这说明佛经的传入与佛教的传入完全同步。也就是说，就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史而言，从佛教初传开始，就进入汉文大藏经的写本时期。

汉文大藏经的写本时期，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从佛教初传到东晋释道安时代，可称为汉文大藏经的酝酿阶段。在这一阶段，大藏经虽然尚未正式形成，但汇拢经典、整理典籍的工作已经开始。从东晋晚期到隋朝初年，是汉文大藏经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形态的大藏经开始陆续涌现。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实物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系北魏永平、延昌年间（508～515）由敦煌镇官经生抄写。由此可知，当时造藏已经成为一项官方的文化事业。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首创“入藏录”，证明大藏经无论从实际上，还是理论上，此时均已卓然成形。“入藏录”这种体例被后代各种有影响的经录沿袭，成为大藏经最基本的目录依据。从隋朝初年到会昌废佛，是汉文大藏经的结构体系化阶段。唐释智升于开元十八年（630）完成的《开元释教录》，集前代之大成，创一时之新风，垂千年之典范。他在大藏经结构体系及佛教经录方面的成就，体现了我国古代佛教文献学，古代汉文文献学的最高水准。从晚唐会昌废佛到北宋《开宝藏》的刊刻，是汉文大藏经的全国统一化阶段。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全国的大藏经逐渐统一到《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的形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