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资料，我们对早期中国佛典的流传情况，特别是大藏经形成的具体过程，尚处在若明若暗的境地。但根据现存的道安时代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道安编纂经录的基本态度是鉴真伪、辨源流。也就是说，他特别注重佛典传播的品质层面，亦即纯正性原则。这种态度，贯穿了道安一生所有与经典有关的活动。

早在三国时期，围绕《法句经》的翻译，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直译、意译的大争论。这场争论以直译派的胜利告终。而道安的“鉴真伪、辨源流”，可以说是直译派路线在新时代的发展。虽然三国以后，意译照样大行其道；虽然道安以后，疑伪经以更大的势头涌现出来；但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从佛教初传，到唐玄宗时代，这种保持佛典纯正性的努力一直在大藏经的编纂活动中占据统治地位，并直接影响着汉文大藏经的形态。我曾经撰文指出，从历史发展看，汉文大藏经有三种功能与三种表现形态。而正是编藏僧人努力保持佛教典籍纯正性的内在的宗教责任感，使当时的大藏经获得了学习、传播佛法的功能，出现了义理性的形态。

但佛典毕竟是法宝的代表，三宝崇拜则是佛教的基本信仰形态。作为一个宗教，纯正的信仰是佛教立足的基础。因此，大藏经作为法宝的代表，自然也就具备了福田的功能，具备信仰性形态。

（三）、古代藏经的两种功能形态

我曾经多次撰文指出：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它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佛教的义理层面”，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佛教的信仰层面”。义理层面的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以大藏经中收入的印度译典及中国高僧著述为依据，以追求最终解脱为主要目标；而信仰层面的佛教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以汉译典籍中的信仰性论述及中国人撰著乃至诸多疑伪经为依据，以追求现世利益为主要目标。义理层面的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它为佛教提供了高水准的骨干与活泼泼的灵魂，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信仰层面的佛教较义理层面的佛教影响更大、更深、更远，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这两种层面的佛教虽然各有特点，有时看来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绞缠在一起，相比较而存在。当两者相对平衡，佛教的发展便相对顺畅；当两者的力量相对失衡，佛教的发展便出现危机。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