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直至民国风潮迭起的庙产兴学运动，提示着政府与民间社会对佛教态度的变化。在政府而言，无论清政府、抑或民国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都一改以往的朝廷对佛教支持庇护的政策与态度，采取了一种不顾甚至牺牲佛教利益去挽救危机的策略。离开政府庇护的佛教慌乱无措，寺产僧尼的利益得不到丝毫的保障，整个佛教在社会中是没有自主、独立的地位的。而在近代渐人“民主”社会的进程中，佛教在社会中要取得一席之地，再也不能依靠政府给予，更多的是要自身振奋，发出自己的声音，产生自己的影响，来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就民间社会而言，普通民众对清代以来佛教的不好观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成了佛教存在发展的致命伤。

一方面，在几千年文化的潜移默化下，中国民众固然有独特的信仰模式与传统，如敬天地鬼神等，使得民众对于佛教等宗教从骨子里有种敬畏的心态。而佛教的福德、因果观念等也深人民心，这本是佛教在中国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以致在庙产兴学的同时，各地时有因乱拆庙宇祠堂伤害民众信仰感情而引起的毁学风潮迭兴。而在外国入侵、政府腐败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民众这一社会心理基础受到西方科学、思想宗教的很大冲击，相应的对佛教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当宗教的神圣感被剥离以后，宗教作为一种实体在社会上继续生存便会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佛教自身内部的一些糜烂腐朽的现象本就造成了社会民众非常负面的观感，在民族危亡、一切都要让位于救亡图存事业的时刻，这些丑恶的现象更让社会对佛教嗤之以鼻，认为佛教等宗教徒有一套迷信以敛财惑众，对社会并无多少贡献，想取消其的心态便可以理解了。

动荡的时刻，一方面佛教失去了原有的政府起码是表面的维护，一方面又没有在民众中维持住其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当两方面都认为佛教可有可无而又缺乏巨大的资金以解决社会危机时，佛教所积累的庞大财富成为人人觊觎的无主之财便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