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已有的对庙产兴学的研究文献中，公认康有为与张之洞是这一提议的始作俑者，而尤以后者的《劝学篇》影响为巨；并将整个庙产运动以1898年与1928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称其为“两次风潮”。笔者在这里的论述在参考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更注重考察在太虚大师的一生中对其有较大影响的几次，并根据自传以及印顺法师所编《年谱》里提供的线索为主要参考材料分成以下几段进行研讨。

（1）1898年至1911年的庙产兴学与僧界的应对

19世纪末的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战败的屈辱与祖国的危亡牵动着大众的心神，如何能救亡图存是整个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能够在社会上达成共识的，在政府而言，“师夷长技以治夷”，固然要拿出大部分财力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方面教育也被当作了能解救中国危亡的重要途径。庙产兴学一开始也是作为一种振兴国家的方案提出的，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其结果却有出乎意料之处。

20世纪初，在庚子事变与义和团运动的内外交困下，慈禧太后治下的晚清政府不得不重拾戊戌变法时的许多被自己弃置的决议，1901年至1905年的新政中，仅在教育改革一项，就提出了废八股、兴学堂、派留学等举措。各地纷纷兴建各种新式学堂，“好像雨后春笋”。据统计，1907年，全国有各类新式学堂37，888所，在校学生1，024988人，1908年学堂数增至47，995所，比上年增长26．7％，学生增至1300739人，比上年增长26．9％，到1909年，学堂数增至52，348所，在校学生总数达1626720人。按清未全国有1，700个州道府县计算，1909年平均每一州道府县有学堂30余所。

然而国家经费毕竟有限，1911年度财政预算中，总岁出298448365两，其中学部和各省教育经费不过2747477两，不足1％。早在1898年，光绪皇帝就采纳了张之洞和康有为的意见下了一道诏书：

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地方捐办之义学、社会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

虽然诏书在戊戌政变中被废除，面对这样巨大的经费需求，1901年慈禧太后又用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达了同样的诏书。接着就诱发了各地地方官员借口经费不足而提拔庙产以兴办学堂的举措，也引发了地方劣绅恶痞从中渔侵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