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之前，中国化的佛教音乐已初具规模。东晋时确立的唱导制度，为后世佛乐的发展，已奠定了一个基础。尤其是庐山慧远(公元334—416)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楫，弘扬佛法、广播教义的途经。他“道业真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但慧远毕竟是“方外之宾”，仅就当时的影响力而言，与“处王侯之位”的梁武帝是不可相比的。假如说慧远的功绩在于为后世的佛子们制定了一些佛门“内部”的唱诵仪规的话，那么，梁武帝凭着他一国之主的地位，把佛教音乐引进宫庭，播向大众，使中国的佛教音乐，发展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肖衍对中国佛教音乐最大的贡献，是他以“正乐”为名，将佛教音乐引进宫庭，成为正统的“雅乐”。雅乐，在封建的中国，是官方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封建统治者或立国之后，或改朝换代，都要定律正乐，认为黄钟即定，天下则安。而且，各朝的雅乐，都以“六代乐舞”为正宗，以夏、商、周为正统。当时的统治者认为，雅乐的“正统”，可以佐证政治统治的“正统”。因此，当时的朝廷定雅乐，比起现代国家制定国歌，其严肃性与重要性并无二致。但是，自汉之后，战乱不已。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十六国逐、南北朝分，哪个还顾得上振兴乐事?梁的前朝齐，便是“不备宫悬，不遍舞六代，逐所应须。即设悬，则非宫非轩、非判非特”，不合古制，不伦不类。“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曾经钻研过律学，自制过律器“四通十二笛”，并曾创作过大量清商曲的音乐家梁武帝，当然不会满意这种状况·。即位后的梁武帝，在思想上正经历一场大的变革。他“少时学周礼，弱冠穷六经”，初学儒，后修道，而此时正在向崇佛的方向转化。梁武即位后的第一年，便下诏“正乐”，第三年，便在四月初四释迦牟尼涎辰之日，率僧俗两万人，云集重云殿重阁，亲制《舍道事佛文》发愿舍道归佛。此后，他亲著《大涅檠》、《大品》、《净名》、《大集》诸经的“疏记”及“问答”凡数百卷。为弘扬佛法，他不吝巨资，所建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寺庙，宏伟奇丽，耗资不可胜计．；所造佛像，也穷工极妙，令人叹为观止。但他自己，却在信佛之后，“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饭而已”。他“身衣布衣，木棉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清心寡欲。他还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的禁断肉食的主张，亲制《断酒肉文》，改变了汉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世中国佛教的戒律影响甚大。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梁武开始了他“正乐”的活动。他亲自制定雅乐之前，先“下诏访百僚”，走了一次“群众路线”。但是，不知是百宫中尽多“乐盲”，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高谈阔论，还是大家心知这个儒雅皇帝已有亲自正乐之心，“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不言改乐之法”。于是“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逐自制定礼乐”，只好自己出马了。

梁武帝自天监元年开始“正乐”至天监四年已是“礼乐气度，粲然有序”。从表面上看，他的“正乐”，有对前朝雅乐形式上的删改，如定下了沈约的三十首新歌词，却删去了旧雅乐中的二曲等。但他的增删，既非没有道理，更非一时兴至，而是基于他的佛教思想。换句话说，是他用佛教思想对传统的雅乐，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了修改。删去的二曲，是旧时帝王用牺牲祭礼时所奏的乐曲，一直是雅乐中的重要部分。梁武帝既笃信佛教，不杀生，当然也就不会用牺牲祭礼。旧史书记此，只用了寥寥数字：“既无牲牢，遂省”，孰不知这一个“省”字里，包含着佛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