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编者按：2011年6月4日，由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主办的《宗教与中国社会伦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办，研讨会旨在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建立对话渠道，共同寻找化解信仰缺失危机的对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卢风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当代人的信仰与物质主义》的论文，并提出为走出生态危机，必须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必须有越来越多的人们确立起超越物质主义的信仰。以下为论文摘录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在毛泽东时代，国人的信仰是高度统一的。那时，各种宗教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和压制，政治高压迫使人们都信仰毛泽东思想。那个时代只要求人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或“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今天不同了，我们已处于信仰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中国五大宗教都在辐射其影响力，一些民间信仰也正在复兴。到任何一个庙宇你都会发现很多“善男信女”。
物质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金钱通吃一切。物质主义也是一种信仰，它宣称，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拥有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你拥有的物质财富越多，你就越幸福，你的自我价值实现程度就越高。物质主义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表达形式是发展主义。发展主义告诉人们，发展是硬道理；哪儿发展了，哪儿的人民幸福，哪儿不发展，哪儿的人们受苦；发展是社会进步和改善的根本动力和基本条件；文明只能在发展中存续，也只能体现为发展；社会进步就是社会发展；人类遭遇的任何困难、灾难都只能通过发展去克服或超越。何谓发展？发展涵盖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不增长就不能说自己发展了。迄今为止，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物质财富的增长，故发展就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发展意味着楼房越来越多，工厂越来越多，汽车越来越多，火车越来越多，飞机越来越多，……这就是物质主义的发展观。物质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无处不在，金钱之所以通吃一切，就因为这种发展观已渗透于社会制度和国人的灵魂。
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按这种发展观发展着。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我们已深陷生态危机之中。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发展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楼房越来越多，工厂越来越多，汽车越来越多，火车越来越多，飞机越来越多，就意味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癌症村”越来越多，留给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如果不扭转发展方向，中华民族将陷入灭顶之灾！
1978年以来的改革历程就是物质主义发展观逐渐深入人心和渗透制度的过程，就是“资本的逻辑”逐渐成为制度建设的指南的过程，即经济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一部分的过程。反观这一改革历程并与计划经济时期对比，我们不难明白，不可过分压制市场，过分压制市场，就是过分剥夺个人自由，其后果必是经济活动没有效率，整个社会没有活力。只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了，才可能走向民主法治。但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都无例外地激励了物质主义。有没有可能建构一种非物质主义的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预设是：人人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迄今为止，多数人都把个人收入（货币量）的增长看作自我利益的核心，或看作最高利益。金钱的魔力盖源于此。现代社会之所以能空前扩大人际协作的规模并空前提高物质生产的效率，端赖金钱的魔力和“资本的逻辑”。
如果没有办法淡化多数人对金钱的崇拜，那么可否改变人们花钱的方式呢？如今人们主要以物质消费的方式花钱，有了钱以后买房、买车、买游艇，甚至买飞机。富人们为全社会树立物质消费的榜样（中国已是奢侈品消费大国）。如果不改变这样的消费模式，我们就走不出生态危机。为走出危机，必须改变人们花钱的方式，即改变迄今为止的以物质奢华标识自我实现的花钱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大大缓解生产和消费对生态健康的破坏。
人们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信仰呢？近30年来国人刚尝到现代化的甜头，现代化的甜头就是住豪宅、驾香车、用空调、看电视的甜头，就是物质主义的甜头，改变信仰岂不等于放弃这些甜头？除非有某种巨大的力量施压于人们，人们才可能改变物质主义信仰。事实上大自然正向人类施压，环境污染、原始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大量物种快速灭绝、全球气候变化等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生态学清楚地表明，物质主义激励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可是，现代性包含的“科技万能论”麻痹了许多人，使他们领会不了大自然的警示。
摒弃了物质主义才能确立超越的信仰。一个人的信仰是否具有超越性，就看他是否超越了物质主义。一个以赚钱和物质消费为最高人生旨趣的人决不是具有超越性信仰的人，不管他声称自己信仰什么。
信仰的超越性问题，已不仅是个需要在私人领域里反思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在政治领域中加以讨论的问题，因为是否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超越物质主义已事关人类的生死存亡。这么说绝非意指需要统一信仰，仅指需要用一种中立于一切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去取代或弱化“资本的逻辑”对制度的制导。
现代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把经济学表述成中立于一切意识形态（包括各种宗教）的科学，即把“资本的逻辑”表述为人人都不可违背的客观逻辑。经济学家说，不管你是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还是物质主义者，你肯定都希望自己拥有越来越多的钱和物质财富；经济学就是关于如何提高效率的科学，就是关于如何创造财富的科学；“资本的逻辑”就是决定财富增长的逻辑；所以，以经济学和“资本的逻辑”为制度建设的指南，能让信仰各异的人们共同受益。所以，各异的人们都应该相信经济学且遵循“资本的逻辑”。其实不然！人人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但绝非人人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中国古代有孔子、颜回那样的“贫而乐”的志士仁人，19世纪的美国有大卫·梭罗那样的用最少财富就可以过最丰富生活的超验主义者，当代中国也仍有能享受“孔颜之乐”的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
与现代经济学比较，生态学才具有较好的中立性。生态学阐述了一个极易明白的道理：人人都离不开地球生态系统，如果地球生态系统趋于毁灭，人人都将走向毁灭；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产必须约束于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之内！不管你是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共产主义者，还是物质主义者，都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升于大自然之外。在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今天，每个人的信念系统都应该包含生态学常识，换言之，每个人的信仰都应该有个生态学向度。生态学可以与各种超越性信仰兼容。它只要求人们放弃物质主义，而让各人自己去选择精神超越的路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科学的，等等）。
当生态学为多数人所接受时，各种宗教才能摆脱物质主义的污染。当生态学取代了“资本的逻辑”在制度建设或创新中的指导作用时，我们才可能走出生态危机。
为走出生态危机，必须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必须有越来越多的人们确立起超越物质主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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