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工：解读《挪亚醉酒》思考伦理焦虑

2011年06月03日 18:17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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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工：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编者按：2011年6月4日，由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主办的《宗教与中国社会伦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办，研讨会旨在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建立对话渠道，共同寻找化解信仰缺失危机的对策。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教授梁工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挪亚醉酒后的伦理焦虑——对＜创世记＞9：18－27的一种解读》的论文。论文通过对挪亚乱伦行为发生时的情景做出推测，并运用“乱伦”、“禁忌”、“负罪感”、“羞耻感”等概念对他诅咒迦南时的内在动机和焦虑心境予以剖析。以下为论文摘录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热心倡导文学伦理批评，主张从伦理学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文学伦理批评从源头上把文学看成伦理道德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伦理艺术”；文学“起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从人类伦理观念的文本转换而来，其动力来自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借用某些精神分析概念，从文学伦理学视野阅读挪亚醉酒后诅咒迦南的故事，对那段众说纷纭的圣经文本能得出一些新鲜认识。

《挪亚醉酒》面面观

《挪亚醉酒》的叙事上承“洪水方舟”，载于《创世记》9：18－27：出方舟的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棚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兄弟。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奴仆。”又说：“愿上帝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棚里；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

这段叙述过于简略，暗含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含向挪亚究竟做了什么，以致激起挪亚的烈怒？如果做错事的是含，挪亚为何诅咒迦南？迦南何以遭受“世代为奴”这种最严厉的诅咒？……某些学者主张这段叙述只是“一个更大故事中的残篇”，猜想倘能恢复其原貌，谜团就能迎刃而解；而另一些学者则尝试就其传世形态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历史上的解经家认为，这篇故事欲维护一种古代习俗：儿辈不得观看父辈的裸体，违犯者将受到被奴役的惩罚，就连其子孙后代也无法幸免。可惜的是，民俗学者迄今尚未证实古犹太文化中曾经流行过这种习俗。另有人从道德角度提出，含乘父亲醉酒之际偷窥他的裸体，事后又议论该事，均构成应受到谴责的道德瑕疵，中国现代神学家李荣芳即持此说。李荣芳也批评义人挪亚洪水过后道德疏忽，竟于醉酒后裸卧而铸成大错。他还引申开来，强调儒家的“敬慎”之说及其道德价值。也有人着眼于社会政治角度，认为《创世记》以迦勒底的吾珥为亚伯拉罕旅程的起点，以迦南为其目的地；后来挪亚对闪族的祝福及其对迦南的诅咒得以兑现，故《挪亚诅咒迦南》交代了“迦南地何以终归以色列人为应许之地”。与此同时，还有一种与性活动相关联的阐释，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时至当代与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解不谋而合且汇为一体。

圣经叙事者无疑是站在挪亚一方指责含和迦南的，历代解经家也无一例外地认定，挪亚早在大洪水之前就是唯一“与上帝同行”的“完全人”，大洪水过后更是绝无仅有的“义人”。萨迪亚（Saadia）和伊本·迦拿（Ibn Janah）尝试在这种判断框架中圆通文意的不连贯之处，比如，被诅咒的为何是迦南而非含？他们说，被诅咒的其实是“迦南的父亲”，这个语词在短文中出现了两次。至于含在兄弟三人中明明排行老二，经文却说挪亚醒酒后知道了“小儿子”所做的事，伊本·以斯拉（Ibn Ezra）辩解道，“小儿子”并非指含是挪亚的小儿子，而是指迦南是含的小儿子。

挪亚行为的情景再现

回到《挪亚醉酒》。从精神分析的基本思路出发，拉什科（I。 Rashkow）就提出3个问题：首先，挪亚是怎样在“帐棚里赤着身子”的？他是故意脱掉衣服，而后躺下入睡，还是和衣而睡，不期意外暴露了自己？其次，假如挪亚是故意脱掉衣服（而非睡着后意外暴露），能否猜想他的神志是清醒的，至少对于脱衣而言是足够清醒的？第三，含是何时进入帐棚的？具体说来，是在挪亚到达之前就已进入帐棚，还是在挪亚入睡后才进去？这三个问题似乎无关紧要，拉什科却希望它们带有某种关联性，能最终引出一个贴切而重要的问题：若是含首先进入帐棚，而挪亚在含面前是故意脱掉了衣服，那么，也许能断定挪亚乃是那次同性乱伦性交的发动者。

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会有一些新发现：由于文本并未清楚地陈述挪亚丧失了意识，还由于至少需要某些协调的动作才能脱掉衣服，可以猜想，挪亚或许并未喝得烂醉，以致完全丧失了意识，故他与含的关系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形：其一，他在含到达之前就已脱衣，含进入帐棚后他进而放纵了此前被压抑的欲望，主动发起与儿子的乱伦性交。其二，他乃是在含面前脱衣，其间他那被压抑到无意识深层的幻想——与儿子进行同性乱伦性交——被带到了意识的表层，但他没有立即付诸行动。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取决于挪亚因饮酒致使抑制力降低的程度；而它们的共同前提是，在酒精的作用下，挪亚被压抑的深层次欲望或受挫情结得到了释放。一如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 Conrad）所论：“这是一个情感脆弱且触犯了公众道德观的事实，源于酒的力量。”

挪亚心理的伦理学分析

伦理学是研究道德起源和发展、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相互之间及其对社会、国家之责任和义务的学说，涉及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伦理秩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远古时代人类尚不具备自觉的理性，其动物本能和肉体欲望得到充分尊重和自由发展，以致乱伦行为屡见不鲜。继而人类借助于禁忌对违背公众道德的行为加以约束，在控制本能欲望的过程中形成最早的伦理规范。禁忌体现了人类摆脱蒙昧状态的最初努力，是伦理秩序的基础和保障，也是道德的起源。尝试对《挪亚醉酒》进行伦理学分析时，“乱伦”、“禁忌”乃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对《挪亚醉酒》进行伦理学分析时还会涉及另外两个常见于道德范畴的语词“负罪感”和“羞耻感”。负罪感和羞耻感被理解为不同的情感反应，源于不同的刺激要素，体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且在不同的文化建构中发挥功能，尽管二者经常互有联系。就其与某种反常性行为的关联性而言，二者有着显著的区别：负罪感涉及内在化的、来自父母和社会的禁忌，对这类禁忌的违背导致做错事的体验，以及对行将受罚的恐惧。羞耻感则关系到由失败或亏欠造成的焦虑情绪——与违背内在化的禁忌相反，这时当事者感到自己无法按照父母或社会的理想活着，无法依据他们关于人“应当”是什么、做什么、明白什么或体验什么的期待活着。这种失败的体验能导致某种心理上或肉体上被拒绝、被遗弃、被疏离、被驱逐、被羞辱的恐惧，或者对丧失社会地位的恐惧。被羞辱者通常觉得必须采取报复行动，使羞辱自己的人受到羞辱，以便挽回脸面。他们相信，借助于“羞辱羞辱者”，就能逆转颓势而赢得胜利感。

用上述理论分析《挪亚醉酒》，对挪亚的心理活动似可做出如下解读：挪亚“醒酒”后显然已经明白，要么他与含已然发生了同性间的乱伦关系，要么他必须承认自己对发生那种乱伦关系有着被压抑的欲望。鉴于挪亚懂得，他已触犯了不可同性恋亦不可乱伦的禁忌，那时他必定产生了负罪感，也形成了羞耻感。

由此，挪亚需要报复，需要羞辱那使他蒙受羞辱的人，以便捍卫自己的尊严或自尊心。他试图以种种防御性的自卫手段，通过拒不承认、故意误传或扭曲他那被压抑的幻想，来缓解或减轻其内心的焦虑。首先，他将那种显然危险的记忆或意念——他对含的性欲望——做出升华，俨然自己始终是个正人君子，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不法欲念；继之，他拒绝承认自己是那种畸形情感的源头，而将其起源归之于含。换言之，他不说“我需要含”，而说“含需要我”，以这种方式将自己从同性乱伦欲望的主体转换成那种欲望的对象；目的是为其随后的诅咒提供合理依据，同时使含成为承担负罪感和羞辱感的替罪羊。

小结

据《创世记》6：5－9称，人在地上恶贯满盈，终日想的尽都是恶，惟独挪亚在上帝眼前蒙恩，因为他是绝无仅有的“义人”和“完全人”，“与上帝同行”，属于圣人式人物。安伦的研究表明，各宗教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都是“对自我的克制和否定，实现由自我中心向终极神圣中心的转变”，这种境界要求“圣人们通过灵修，具备强大的精神自制力量，摆脱了对物质世界的贪恋和自我中心的桎梏，实现了向终极神圣中心转变的圣洁状况，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其外在表现为平和、安祥、喜乐、自制、纯洁、博爱和对终极神圣的自觉自愿的顺从”。依据文本中流露的蛛丝马迹，外表圣洁的挪亚实则远非圣人，而依然难以摆脱自身作为一个世间凡人的罪性，他缺乏自制力，曾对儿子含生出过同性乱伦的欲望，且有可能与其确曾发生了那种违背公众道德的伦理罪行。其罪行与他那“义人”或“完全人”的光辉形象背道而驰，致使他内心充满焦虑。为了排遣其畸形感受且维护其崇高完美形象，他才对含的儿子迦南主动出击，予以极其严厉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