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成: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编者按:2011年6月4日,由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主办的《宗教与中国社会伦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办,研讨会旨在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建立对话渠道,共同寻找化解信仰缺失危机的对策。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王志成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走向全球灵性时代》的论文。并提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灵性正从个体灵性时代转向全球灵性时代,这一轴心式的转变将对人类的存在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以下为论文摘录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正好是日本地震、海啸和核泄露期间。日本的灾难不是第一次灾难,也不是最后一次灾难。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不确定。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则说,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也就是不确定的时代。正是在这种不确定中,需要反省我们时代的问题。本文基于全球化的视野,探讨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本质问题:灵性。我坚持认为,我们目前的灵性正从个体灵性时代走向全球灵性时代。
一、从个体灵性到全球灵性
灵性问题非常重要,但当今,对于灵性问题的探讨还是比较有限。对于什么是灵性,理解差异非常大,难以有一个确定的灵性定义。
灵性(spirituality)一词似乎发端于基督教,在非西方的语言中几乎没有直接对应词,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所有宗教和文化都可以谈论灵性。所以,我们可以谈论佛教灵性、印度教灵性、伊斯兰教灵性、道教灵性、犹太教灵性、原始宗教灵性。并且,在当今,人们并不把灵性局限于宗教,它似乎是一个包容性巨大的东西,英国金(Ursula King)教授说,人们可以谈论东西方灵性、女性灵性、新时代灵性、世俗和秘传的灵性、信仰间和普世的灵性、儿童灵性等等。我们可以谈论管理、商务、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上的灵性,甚至可以谈论灵性资本这样的概念。
不过,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宗教中的灵性。它涉及人和超越者(终极神圣)之间的关系。这个超越者可以被称为人格的神,如犹太教中的阿窦尼、基督教中的天父、伊斯兰教中的安拉、有神论的印度教中的毗湿奴,或非人格的绝对者,如儒教中的天、道教中的道、佛教中的空、非有神论的印度教中的梵等。我们更多时候谈到的灵性指个体自我和人格神或非人格的绝对者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关系越密切,灵性就越突显。
尽管在非基督教中没有和“灵性”一词完全对应的词,但有相关的词或内容。为了言说方便,我们可以宽泛地说,在各大宗教传统中都具有灵性,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灵性。根据狭隘的定义,灵性就是个体自我和超越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就轴心时代的宗教而言,灵性都涉及个体自我和他们的神或终极者之间的关联。例如,在道教中,就是个体自我和道的关系,修道就是要通过不同方式让自己觉悟到道,并过道的生活。儒教中,就是个体自我和天的关系,修养不仅要修个体自我和天的关系,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而且还特别要修个体和其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从而达到中庸的境界。在佛教中,个体自我要通过修行达到无我的境界,也就是完全以法为中心的生活,觉悟者就是灵修达成者,这种达成的标志可以通过三法印来检验。在非有神论的印度教中,个体灵魂(jiva)通过修行,最终认识到自身就是阿特曼,阿特曼就是梵,并达到梵我合一的最高境界。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有神论的印度教中,都教导个体自我和神的联结,达到生命的圆满。
二、灵性的轴心式转变
从人的灵性发展看,人们可以把灵性的发展分为三个转折性阶段:第一、轴心前时代的灵性;第二、轴心时代以及后轴心时代的灵性;第三、第二轴心时代的灵性。从意识分析,轴心前时代人的意识属于原始意识,人属于自然的一个部分,人对自然的力量充满敬畏,缺乏时间意识,人们不会为未来打算。这一时期持续时间最长,人的灵性主要体现在人和自然万物的一体性上,人来自自然,也归于自然。轴心前时代的人缺乏自我意识,因而不存在寻求自我解脱或得救的动机和体验。人们的生活是高度确定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而人们的灵性几乎是一种集体性灵性,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结,人的生命和自然中的其他生命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这种轴心前的原始意识所体现的人和自然之间的亲密性直到现在,在一些比较原始的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灵性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依然有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或环境的态度。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人的眼里,地球是物质性的客体,没有独立生命,人和地球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是一种“我—它”的关系,而非“我—你”的关系。人类缺乏一种真正循环的观念,一种献祀的观念,而在轴心前的文化中,这种意识很强烈,换言之,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统一性、相互性。这种统一性、相互性所包含的灵性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的。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创造性地提出“盖亚”假设,呼吁人们重新认识我们的地球,重新处理我们和地球的关系。显然,洛夫洛克的盖亚假设吸收了原始文化、轴心前文化的一些精神资源。
正是这种历史进化的时间观,让人类要么追求内在的发展,要么追求外在的发展。不管是内在的外在的,人都具有一种扩张的特征,所以本质上人类必定需要强化控制和消费。在科学和技术的帮助下,人类不可避免地把外在世界视为客体,将对象工具化。消费主义在技术时代,将是人类的最后“家园”。不再可能向前迈进。
人类沿着历史主义道路,沿着历史意识,发展了2000多年。在这个星球上,人和地球的关系从一种依赖、独立,最后走到了完全的控制的关系,人似乎成了地球的主人。潘尼卡于是分析了人、宇宙和神的关系,原始人以宇宙为中心、以地球为中心,而历史意识中的人,则以人为中心,宇宙成了客体和控制对象,神则慢慢被排除在外,或只是服务人的一个投射对象。在轴心前的人那里,灵性和大地融为一体,从大地那里获得自己的那一份。在历史意识中的人那里,灵性成了个体灵魂的得救,其世俗形式就是物质的发展,消费的增加,无限地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之需要。这种灵性一直持续地发展之中,但它的发展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潘尼卡用历史的终结来表示。潘尼卡警告说,我们如果不能成功地进行意识的转化,那么我们将面临可怕的核冬天以及巨大的行星层面的生态灾难。我们的未来,不是走向超历史意识,就是走向毁灭。换言之,基于历史意识发展的灵性经过了2000多年,已经走到了它的极限。
1993年,或许是人类的一个转折年。全球几乎所有宗教和教派的代表参与了这次世界宗教议会,在会上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它预示着,人类不同宗教迫切需要彼此关联,需要构成一个宗教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Religions)。在这一全球意识的影响下,汉语学界已经给予了很大关注,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关注第二轴心时代,倡导儒家和其他宗教的对话,发表了有关第二轴心时代的文章和演说。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也倡导第二轴心时代观念,他使用的词是“新轴心时代”。浙江大学王志成教授多年来倡导第二轴心时代观念,主编了一套“第二轴心时代文丛”,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走向第二轴心时代》论文集等。
三、全球灵性时代
全球化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质的改变。社会科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通讯技术的发展是改变世界的标志。潘尼卡认为,我们正从历史意识时期进入超历史意识时期。斯威德勒认为,我们正进入对话时代。而卡曾斯、阿姆斯特朗则说我们正进入第二轴心时代。蒂斯代尔则强调说,我们正进入灵性间时代(the Interspiritual Age)。全球灵性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言谈,是基于一批先知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起来的话语。
地球意识的出现,正应了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难题。历史的发展,最终把人推向了历史意识的顶峰,消费主义得到巨大的刺激,在潘尼卡看来就是到了历史意识的尽头。潘尼卡说,我们的历史面临终结(潘尼卡先于福山多年,谈论历史的终结)。历史意识中的人把大地视为客体,是一个被剥夺的对象。正是大量的生态危机,才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地球不仅仅是一个客体,一个可以不断剥夺的对象。并有科学家提出了“盖亚理论”,强调地球本身具有生命,地球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在潘尼卡看来,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我们所有人的生命来自地球的生命。地球意识的发展将有助于改变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将促进我们在新的轴心时代全球灵性的发展必定对地球有全新的体验。
全球灵性是人类回应全球化的一种方式。从宽泛意义上说,全球灵性既可以从信仰立场考察,也可以从非信仰立场考察。全球灵性本身既可以和宗教传统结合,也可以独立存在。根据卡曾斯,全球灵性属于第二轴心时代的灵性;对于潘尼卡,全球灵性就是宇宙―神―人共融的灵性。我们采用蒂斯代尔的全球灵性观念,具体看一看它所指的具体含义和内容。
“全球”灵性、“普遍”灵性或“多信仰”灵性并不是指出一种超级灵性,并不是指一种混合主义的创造,一种对存在于各大传统中各种类型的灵性所进行的强制的、非反思的综合。但它关心那些共同洞见、直觉、经验、价值和实践。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灵性所关注的不仅仅只是个体的得救或解脱。或许,可以用从小乘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来比喻有。蒂斯代尔基于全球化的视角,提出当今全球灵性包含了七个基本要素:(1)道德生活的能力;(2)深度的非暴力;(3)和所有生命以及和地球本身的团结;(4)灵性实践和成熟的自我知识;(5)简朴的生活;(6)无私的服务;(7)先知性行动。
真正的灵性需要委身于深度的非暴力,这种非暴力和耆那教、佛教、印度教的“不害”(ahimsa)很类似。真正的灵性要求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一切生命有全新的认识和关系。而这种委身就意味着我们和其他生命的关联,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他者观”,需要和不同的他者团结在一起。团结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和其他生命,包括地球生命的一体性。
灵性不能只是理论,它是实践性的,我们和终极实在的关系也只有通过实践才真正体现出来。并且,一旦获得真正的自我知识,我们的生命也就发生转变,我们的意识也就得到提升。这一自我知识对于我们的生命成长是必须的,它同时还是终极实在的礼物。这个自我知识,在基督教中就是要成为上帝那样(人之神化),在佛教中就是我慢消失,佛性展示,在印度教中就是觉悟梵知。它是一种生命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也导致人们的生活简朴,并对他人和地球做无私的服务,为了这个世界的和谐承担起责任。我对蒂斯代尔的一些基本看法没有疑义,但对他具体处理某些问题上,我并不认同他。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真正进入了第二轴心时代了吗?如果把1993年视为一个标志,那么当然可以说我们进入了第二轴心时代。但是,第二轴心时代并不是格式塔的转化,1993年之后,我们只能说在某些方面体现了我们的意识之转变,体现了我们的世界正从传统的后轴心时代的世界转向第二轴心时代的世界。令人遗憾的是,后轴心时代的历史惯性非常巨大,我们的世界还没有发生真正的成功转化,我们还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灾难。我们的未来依然是不确定的,只是我们努力为这种转化和新文明的展开而努力。人类的命运和人类自身的抉择关系极其密切,我们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意。如果人类能及时的反省,能真正重新认识自己,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避免一场彻底毁灭性的生态灾难,我们的文明有了新的开始;否则,我们只能在历史意识中终结我们的一切希望。
为了让我们人类还有新的希望,那么我们肯定需要可以实践的全球伦理,需要有新的全球灵性,需要有新的全球秩序,需要转变我们的价值系统、意义系统,需要建构新的人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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