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觉醒法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弹指十五载，岁月一挥间。音容宛然在，教诲记心头。转眼之间，真禅长老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春秋。十五年来，真禅长老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依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日常工作和学习的指路明灯。长老一生坚持走“人间佛教”道路，积极发扬“大慈大悲”菩萨精神的道德风尚，成为促使我成长和进步的力量源泉。

真禅长老，江苏东台人，自幼出家，受具足戒后，曾就读于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焦山定慧寺佛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和南京华严师范学院、上海玉佛寺佛学院，师事过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应慈、圆瑛、常惺、震华等著名法师。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出任苏州狮林寺、镇江竹林寺监院、竹林寺住持并兼任竹林佛学院院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他适应社会进步，努力学习各种新知识，积极从事弘法利生活动。

文革中，真禅长老坚留寺内，为保护玉佛寺免受毁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一九七九年，真禅长老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并正式担任玉佛寺住持；一九八三年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任上海佛学院院长；一九八八年受聘为上海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并设立“真禅长老残疾儿童福利基金”。此外，他还先后兼任开封大相国寺、上海静安寺住持。一九九三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真禅长老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迅速恢复和发展佛教事业，推进佛教界实践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弘扬佛教文化，兴办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参加国际友好交往活动等，身体力行，兢兢业业，为祖国建设和佛教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真禅长老积极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努力践行大乘菩萨精神的行迹主要表现为五个“坚持”。

一、坚持“爱国爱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在《回忆圆瑛法师》一文中，真禅长老指出：“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佛教徒，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的原则。所谓‘爱国’，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是要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做贡献。所谓‘爱教’，就是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即爱佛教教义中‘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等等。我还经常对一些青年僧人讲，爱国爱教的原则本身是一个辩证的关系，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

“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爱国爱教，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被作为真禅长老对爱国爱教思想的经典阐释而广为传颂。落实宗教政策以来，真禅长老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一直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积极参政议政。真禅长老在阐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文章中指出：“一方面，佛教本身就具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这种‘相适应’成为现实。但是，要真正实现‘相适应’，关键还在于我们佛教徒本身。如果佛教徒人人都能加强自身建设，都能做到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那么佛教就一定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从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佛教界内部，抑或是参加政协会议，或者是接待国际友人，真禅长老都时刻不忘宣传爱国爱教思想。真禅长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真禅长老都坚定不移地站在党和政府一边，模范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规，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支持祖国建设，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主动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爱国的基础上，真禅长老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积极为佛教事业的振兴和发展而奔走和工作。在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无人愿意住持的情况下，真禅长老顾全大局，坚决服从中国佛教协会的安排，运用其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将一座千年古刹从杂乱无序中恢复过来，重还昔日繁荣兴盛的景象。在上海市佛教协会的工作中，真禅长老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团结协会一班人，开辟了当代上海佛教的崭新局面，赢得了四众弟子的广泛称誉和赞扬。

正如长老教导弟子时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宗教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人民整体的利益，如果从狭隘的宗教感情、本位主义出发，离开了爱国，孤立地强调爱教，就不能很好地考虑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行动上就不能很好地符合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在政治上就要犯错误，甚至被敌人利用，表面是爱教，实际上是害教。所以说，爱国爱教是基础，只有在祖国日益强大的前提下，人们的宗教信仰才更有保障。”这是真禅长老对爱国爱教思想的理解和经验总结，也是指引长老一生思想和言行的一盏明灯。

二、坚持实践佛陀遗教，广作社会福利事业

上海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二十余年间，上海佛教界在真禅长老与明旸长老率先垂范下，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无论是在扶贫赈灾、希望工程，还是在社会公益、再就业工程等方面，都尽到了自己的应尽职责，为社会献上了佛教界一片真诚的爱心。从一九八四年起，真禅长老就以个人名义或代表玉佛寺向社会有关福利机构及团体捐赠财、物。一九八八年夏，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设立“真禅长老残疾儿童福利基金”，每年进行捐赠。一九九一年夏季，全国各地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严重水灾，真禅长老率领上海市佛教徒向灾区人民捐赠人民币一百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僧职人员捐赠七十余万元，崭新棉被一千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据不完全统计，真禅长老在任期间，以个人名义和玉佛寺名义向社会上有关福利机构和团体、向灾区人民和希望工程等，共捐赠人民币七百余万元。为此，各有关部门给予真禅长老以极大的荣誉，纷纷赠以锦旗、奖状和捐赠证书，同时先后聘他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还评选他为热情支持普教事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家。一九九一年，中国佛教协会和赵朴初会长先后两次写信给真禅长老，对他率领上海市佛教界捐款赈灾的热情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法师身体力行，率上海市佛教界为全国范围内的特大洪涝灾害尽心尽力，捐款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之冠，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各界表明，佛教徒对两个文明建设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不但使灾区群众得解燃眉之急，更体现出佛教救世济民、利乐有情之旨，座下功德无量，无任欢喜赞叹。”“上海佛教界救灾热情甚高，既是财施，亦是无畏施，护国护民，亦是护法，无任欢喜赞叹。”

真禅长老不仅以实际行动表示他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热心，而且还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号召大家都来关心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在《实践佛陀遗教，广作福利事业》一文中，真禅长老指出：“佛教和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为人们指示了解脱生死的涅槃大道，而且还教导人们要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广作福利事业以嘉惠群生。而在佛教教义中，广作资生福利事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佛教资生福利事业与精神文明》一文中又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实践佛陀遗教，倡导‘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形成中国佛教济贫救苦、广作饶益的优良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发扬佛教这一优良传统，对促进整个社会文明建设，对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这一时代课题有着重要意义。”又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公无私、舍己救人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而佛教的慈悲思想和利生实践与新时代的道德要求有相通之处，这就为佛教徒从事资生福利事业提供了殊胜的外缘。”他还提出：“佛教徒救济伤残、衰老、孤儿、寡母等不幸者的义举，不仅是佛教慈悲情怀的流露，也体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尊严。这些义举有巨大的辐射力，对推动整个社会关心、帮助残疾人，对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对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对创造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最后指出：“资生福利事业不仅直接利乐众生，而且有助于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所以是内益于己、外益于人，生益于时、死益于后的伟大事业，体现了佛法的根本精神。通过这一利生实践，有助于形成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社会风尚，有助于创造和乐共处、相亲相爱的社会氛围。可以引导众生向善、向上，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