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宪：圆瑛的“佛儒会通”观探讨

2011年11月23日 15:05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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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11月22日到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州省古田县隆重举行。福建省教育学会黄新宪在会上发表题为《圆瑛的“佛儒会通”观探讨》的论文，文中多层面多角度的对圆瑛法师“佛儒会通”思想进行了详细论述。论文摘要如下：

“佛儒会通”观的提出和形成理论框架，是圆瑛法师对发展传统佛学，使佛教积极融入近代社会所作出的贡献。

圆瑛法师认为，佛教与儒教在理论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强调“佛儒会通”，目的在于论证佛教的优越性，力图在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世俗社会里，在执政者允许的范围内，为佛教的发展谋求更多的空间，从而吸引更多人信奉佛教。

圆瑛法师主张对佛学、儒学等各种学说都持包容态度，不存门户之见地加以认真研究，这是他强调“佛儒会通”的重要出发点。综合与包容的意蕴，使圆瑛法师倡导的“佛儒会通”观极具生命力。

圆瑛法师认为，佛教和儒教在众生之身的构成上观点十分接近。既然儒教与佛教在众生之身上的观点接近，那么佛教由众生之身所引发的节制欲望、因果报应、多行善事等，也一样适用于儒教。

在圆瑛法师看来，佛教的无我之理与儒教的毋固毋我也是一致的。在“无我”方面，圆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九一八事变后，他以中国佛教会长的身份通电全国佛教徒，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七七事变后，他召集江、浙、沪的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强调要以“大无畏”、“大无我”和“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做好抗日前线的救护工作。在遭受日军逮捕时，更是不屈抗争，表现出“无我”精神。

圆瑛法师指出，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存在极大契合性。圆瑛运用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较，将佛儒核心理念的内在联系揭示得明明白白，有效增进僧俗人士的相关认知。

圆瑛法师认为，佛儒在教人言行并重及慎独等方面高度一致。他还认为，佛儒在利生救世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他举例说，佛教认为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广运慈悲，为众生与乐拔苦。这与儒家某些思想相似。　

在倡导孝道、放生、素食等具体层面，圆瑛法师也习惯于从佛儒一致的角度进行阐述。

圆瑛法师完全赞同儒家“百行孝为先，立身孝为本”的主张，他对孝道的提倡既是对儒学思想的传承，也是对宋元佛教伦理化的高度认同。

圆瑛从佛儒一致的角度对放生一事进行阐述。他认为人们应体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杀放生。他对《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表示极为赞同。他又成立放生会，这是对放生思想的实践。

圆瑛法师提倡素食，并从佛儒一致的角度阐述这样做的好处。强调联合同志，提倡素食，藉弥杀机，保全物命，果能由少而多，自近及远，推行全世界。人人戒杀而素食，不但物类得免杀戮之灾，亦即世界可弥刀兵之劫，其造福于两间者，岂可得而思议哉。由提倡素食，减少杀戮，到弥刀兵之劫，圆瑛的立意是良好的。

追求同条共贯的客观效果，是圆瑛法师倡导“佛儒会通”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同条共贯的基础上，他从修养功夫等方面进一步比较了两家的共同点。圆瑛法师认为，“若合符节”是实现“佛儒会通”的必备条件。

圆瑛法师认为，不但儒学与佛学相通，即便是科学与佛学、哲学与佛学，其相关之处亦多。在他看来，科学之发明正好能够证明佛学之渊博。

圆瑛强调，佛儒两家存在一个从对立到逐渐相融的历史过程。虽然儒教有许多优点，与佛教又有不少相融之处，但圆瑛认为佛明显优于儒，尤其对佛教在挽救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充满自信，认为这种作用是其他宗教和学派无法比拟的。他大声疾呼：“有欲挽救人心，必以提倡佛教为唯一方法。”

圆瑛法师对儒教有着充分的尊重，时时予以引证，但这样做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证明佛教的功用，从而进一步将人们导向对佛教的尊崇。在这一过程中，儒教的相关学说只是作为契入点出现，实际上起着旁证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儒家是伟大的，而佛教更伟大！　这一见解与圆瑛法师的见解几无二致，只是论证角度稍有不同而已。

圆瑛法师比较分析佛儒两家的优长，竭力寻找会通的契合点，其目的在于积极入世，这对社会进步极具意义。所以他在宁波倡办佛教孤儿院，又同转道和尚及其师弟转物三人，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创办开元慈儿院，教养兼施。还赴南洋为孤儿请愿，筹集养育基金。

从“佛儒会通”观出发，圆瑛法师主张国民应尽自己的一份天职。在国家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圆瑛通过诠释佛学的精髓，以浅显的类比和有效的鼓动性，鼓励他的听众－－军人舍身为国，其积极意义非同一般。

有研究者认为，圆瑛法师既具有佛学大智慧，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人。据《重订圆瑛大师年谱》记载，圆瑛自幼饱读四书五经，对儒家经典了如指掌，儒学文化功底十分深厚。他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古文化根基来诠释博大精深的佛家经典，善于援引四书五经中的章句来论说佛教义理，把“仁义礼智信”、“中庸之道”、“慎独”等等融入佛教。用儒学知识缝合佛儒之间互相竞争和排斥的两面，确是援儒论佛的高手。

圆瑛倡导“佛儒会通”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佛教应对变局、融入社会、获得更大发展所作出的必然选择。近现代中国佛教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至灭绝，必须向社会现实靠拢，从丛林走向人间，使佛教更加生活化、世俗化。在这个过程中，佛家除了接受近代科学主义的洗礼之外，也不断地从传统儒学中吸取营养，从而使佛学的入世转向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的烙印。民国时期的弘一、圆瑛、虚云等高僧，被现今的一些研究者称为“老派高僧”，以区别于以太虚为首的“新派”僧人。除弘一法师外，这些高僧没有系统接受过西方学术训练和科学思维的洗礼，但都生活在一个普遍崇尚科学理性精神和民主平等意识的时代里，与时代风潮息息相通。“这些高僧大德及其数以千万计的追随者的学修实践,向人类证明了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具有的永恒价值。”　

佛教在与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文化的相互关系中，以与儒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此中除了儒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流外，还由于佛教与儒学在思维模式、思想内容、理论旨趣等方面既有许多殊异处，又有不少共同点。这种情况决定了二者一经接触、碰撞，便出现既相互斗争、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相互融摄。作为结果，一方面，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儒学在思维模式、修养方法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东传之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氛围中也逐渐被儒学化。对此，圆瑛等佛教思想家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同时，儒家知识分子大多“以己意进退佛说”，通过对佛学的批判与改造来完成自己的思想建构。正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的确，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经世派大儒，还是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与佛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客观现实，为圆瑛倡导“佛儒会通”提供了充分依据，也为“佛儒会通”的实现创造了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