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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伾山天宁寺金饰佛像碑记录的大佛历史

2011年05月30日 16:09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刘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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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5月28日,河南浚县大佛高峰论坛隆重召开。浚县大佛开凿于十六国后赵石勒时期,高22.29米,距今近1700年,有“八丈石佛七丈楼”之美誉,被专家称为“全国最早,北方最大”。浚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刘会喜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大伾山天宁寺金饰佛像碑”考释》的论文,通过对“大伾山天宁寺金饰佛像碑”的研究来考证大佛的建造年代及所经历的历史,并呼吁尽早保护这方记录了历史的石碑。

浚县大伾山天宁寺大石佛依崖凿就,高22.29米,号称“北方最大、全国最早”,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有重大影响的大石佛,身世却极为神秘,不仅史书典籍上没有记载,即碑刻题记亦寥寥无几,《大伾山天宁寺金饰佛像碑》就是其中年代最早的碑刻之一。虽然该碑未涉及大石佛开凿年代,但记载了宗室亲王参与大石佛彩饰金身一事。这是浚县现存历代古建筑中由皇室参与修建的唯一记载,对研究大石佛、天宁寺历史影响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该碑现立于大伾山天宁寺大佛楼院内,明成化十年(1474年)春中宪大夫、知直隶大名府事熊祥建立,浚县知县吴啟书篆。通高2.50米。雕龙碑首高0.8米,宽1米,厚0.3米;碑身高1.7米,宽0.9米,厚0.25米。碑文楷书,19行,行满47字。因历经沧桑,风化严重,部分字迹已漫漶不清。清嘉庆《浚县志》、《金石录》中不曾收录。笔者据《大伾山名胜区石刻选》收录的拓片照片,参对碑石仔细辨识,将碑文抄录于下。为便于了解碑刻原貌,谨将碑文按照原刻形式(竖排改为横排)书写,并加标点注释。已残缺无法辨认的字用“ □”表示,原文中的通假字在后面加“( )”注本字,对不能完全确定的字后面用“(?)”加以提示。

将碑文仔细通读,可以看出大概意思是:一位王来到浚县,拜谒孔庙后,来到大伾山天宁寺,见大石佛如同一秃鹫,寺内佛像均未彩饰。问寺僧原因,寺僧回答说:年景不好,施主财力不支。这位王说:国家信奉佛是为了化导风俗,祝延圣寿……有佛像而不饰彩,岂不辜负了圣上奉佛的意图?我将帮助你们办好这件事。在场的官员及寺僧皆跪拜说:“您怜恤百姓,有此美意,我们怎敢不尽力呢!”这位王对郑□、蓝安等随从说:“你们办完事回来,一定完成这件事”。夏天,郑□、蓝安等四人果然复命而来。带来这位王的口金八十钱,以及郑□、蓝安等四公与其他随从官员的捐献,共计一百二十钱,并让寺僧也都出献一些,由知县吴啟主持施工。再下是对这位王及四位内侍的赞美及刻碑的缘由。

那么,这位王是谁?他因何而至浚县呢?碑文记述不甚明了。我们不妨加以考证推测。碑文中有“圣朝有贤王如崇潘,贤内侍如四公”的记述,可以肯定,“崇潘”应是这位王的名号。查《明史》未有名为崇潘的王。又想“潘”与“藩”通假,是否为名崇的藩王呢?按照这一思路再查《明史》,于一百一十九卷中找到《崇王传》。《传》载:“崇王又名崇简王,名见泽,英宗第六子,生于南宫,天顺元年封。成化十年就藩汝宁。”崇王既然“就藩汝宁”,也就是藩王了。据此推测,碑文所记之王,即为 英宗第六子崇王朱见泽。

那么崇王因何至浚呢?我们知道,宗室亲王的活动范围是严格受限的,不经皇帝批准,未授实职的一般限制出京城。即使被封藩王,一般也只能在藩地内活动。《明史·崇王传》中有崇王成化十年就藩汝宁的记载,汝宁即今河南汝南,浚县正处在今汝南与明朝都城(今北京)之间,是崇王就藩汝宁的必经之地。崇王“成化十年就藩汝宁”,正是这一年,崇王为浚县大石佛金饰。据此我们推测,崇王是自京城赴藩地汝宁时途经浚县。当时卫河航运非常发达,浚县城濒临卫河,崇王或许是沿卫河南下,至浚县城而登岸停留。时浚县县衙西临卫河码头,东临文庙,再东距大伾山一公里。按其方位,与碑文所记先拜谒孔庙,再游览大伾山天宁寺是相符的。果若如此,崇王沿卫河南下,沿途要经过许多州县,为什么要在浚县停留呢?我们推测原因有四:一是崇王藩地汝宁(即今驻马店汝南)为汉光武帝刘秀的祖籍。《明史·崇王传》中亦有“成化十年就藩汝宁,秀邸也”的记载。离京赴任的崇王对此不可能不知道,而浚县大伾山有刘秀平河北王郎叛乱后祭告天地的祭坛,并因此又名青坛山,这可能引起崇王驻足游览。二是浚县城西濒卫河,东连大伾山,南跨浮丘山,山城相依,山水相连,优美的自然风光也可能引起离京赴任、春风得意的崇王的游兴。三是浚县城离卫河实在太近,雄伟的城墙就矗立在卫河东岸河堤上,卫河就是当时浚县城的西护城河。四是崇王笃信佛教。金山寺是佛教名寺,后人常以金山指代佛教。从碑刻记述崇王的讲话亦可看出崇王对佛教的熟悉和崇信。浚县大伾山天宁寺乃千年古刹,大石佛高数丈,“八丈佛爷七丈楼”闻名遐迩。崇王得而闻之,不会不观瞻礼拜。这恐怕是崇王驻足浚县的主要原因,也是崇王为大石佛金身的原因所在。

当然,崇王就藩赴任线路及停留浚县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但碑刻至少证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明成化十年,英宗第六子崇王朱见泽曾莅浚游览大伾山,并为天宁寺大石佛彩饰金身。二、明代英宗、宪宗时期,上自皇亲贵胄,下至平民百姓,都崇尚佛教。三、身世神秘的大石佛与皇室宗亲有一定联系。四、正统十年(1445年)将元末被火烧毁的大佛楼重建后,近三十年,因年歉且乏,一直未彩饰。五、崇王为佛像金身一事,可能带动了浚县大伾山旅游文化从元末明初的低谷走向繁荣。这从《大伾山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收录的诗赋、碑刻中也能得到印证。该书共收录明代诗赋80篇,碑刻28块。明代历史276年,成化十年前106年间仅有诗1首,碑刻1块。成化十年后陡然增多,至明末170年间有79篇诗赋,27块碑刻。

笔者学识有限,以上分析和推测未必完全正确,但《大伾山天宁寺金饰佛像碑》的重要历史价值是毋庸质疑的。该碑由于长期露天存放,风化十分严重,碑文中很多字已无法辨识,而且《中州金石录》、明清《浚县志》等典籍均未提及该碑,更未收录该碑碑文,因此认为应抓紧加强该碑的保护,最好复制一块新碑置放天宁寺,将原碑放入县博物馆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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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华] 标签:大伾山天宁寺 宁寺金饰佛像碑 天宁寺金饰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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