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5月28日，河南浚县大佛高峰论坛隆重召开。浚县大佛开凿于十六国后赵石勒时期，高22.29米，距今近1700年，有“八丈石佛七丈楼”之美誉，被专家称为“全国最早，北方最大”。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博士后、副教授杨富学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浚县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研究》的论文，通过对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的研究来考证大佛的建造年代及所经历的历史。
大伾山（包括浮丘山）位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浚县城东南，系太行山的余脉，东西宽0.95公里，南北长1.75公里，海拔高度近135米。该山虽够不上名山大川，但却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山上多处可见的六字真言题刻，就是引人注目的历史见证。
一、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概述
在大伾山现存的历史文物中，摩崖石刻、铭文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量，本文所述的六字真言题刻都属于这一范畴。这些题刻分别使用了汉、梵、回鹘、八思巴等多种文字，兹一一标举于下。
1、汉文题刻两处，一见于纯阳洞天圆门下崖壁，一可见于天宁寺大佛楼北崖石壁，均为楷书。前者系元代之物，后者时代不详。
2、梵文题刻七处。在大伾山的六字真言题刻中，最多见的是古天城体 （Devanāgarī） 梵文，现已找到的至少有七处。一处在天宁寺大佛楼北石壁，字呈红色，有至元六年（1340年）题款；一处在太平兴国寺上崖壁，侧有回鹘式蒙古文题记一则；一处刻于浮丘山千佛寺洞口，呈蓝色，字迹清晰；一处刻凿于丰泽庙康显侯告碑碑额，侧有蒙古文题记一则；一处镌刻于浮丘山千佛寺洞口，朱红色，见于大伾山伟观亭崖壁，同为朱红色；一处在浮丘山千佛寺石刻上方石壁。由于刻划较浅，且未着色，不明显，故较少引起注意。这些题刻内容完全一致，读作：om mani podme hum。
吾人固知，梵文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产生于印度的一种结构比较复杂的音节文字。起源于阿拉美字母的一支——闪米特文字。早期梵文字母与阿拉美字母之间有三分之一是完全相同的，三分之一近似，另有三分之一则迥然有别，但又不乏和谐的痕迹。由于这种文字被认为是万能的梵天创造的，故被称为梵文，有时又音译作婆罗谜文。这种文字最早自右向左书写，与阿拉美文字相同，只是到后来才改为自左向右书写，其最大特点是按音节书写，不按单词书写。因地域和时代的不同，又形成了多种变体，其中的西部变体在中亚及我国西域地区影响极大，直接促成了“焉耆－龟兹文”和于阗文的形成。前者被称为“中亚斜体”，后者则被命名为“中亚直体”。此外，今天的藏文也是根据梵文字母于7世纪创制的。梵文行于印度，但南、北各异。行于北印度者多方形，行于南印度者多圆形。大伾山所见均为方形字体，应系北印度之梵文。
在以上七处梵文题刻中，见于康显侯告碑碑额上者需作一些特别的说明。康显侯告碑现存大伾山丰泽庙内，刻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题《宋封丰泽庙康显侯敕并碑记》，额篆“康显侯告”四字，同时附以草体梵文六字真言和蒙古文题记。
元代蒙古文文献存世者极为稀少，以原件形态保存下来的只不过仅有数十种而已（包括写本、印本、碑铭、印文、符牌等），此外，就是敦煌石窟与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寨石窟中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元代蒙古文题铭了，故曰，大伾山的这二则蒙古文题记尽管内容不多，但同样弥足珍贵。
3、回鹘文题刻一处，见于大伾山伟观亭北，写作oom ma ni bad mi qung。其写法与敦煌莫高窟现存的《六字真言碣》（用汉、藏、回鹘 、天城体梵文、西夏和八思巴字合璧刻写）中同一内容有别，也不同于莫高窟第61、152、180、256、464、465窟及安西榆林窟第12窟、西千佛洞第10窟等石窟中所见。在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的所有例证中，回鹘文都是竖写的，依照梵文的原始写法，分为四字，写作oom mani badmi qung，这比较符合回鹘文书写的一般习惯。而在大伾山题刻中，它被分作六字，而且采用是竖写横排列，正如同本应竖写竖排列的八思巴字在这里也被竖写横排列一样。这种写法在别处是甚为稀见的，愚以为，之所以做这样的处理，应是书写者出于保持与梵文、藏文、汉文写法一致的需要，因为它们都是横向排列的，而且也都被分作六字书写。如果这一推测不误，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大伾山的回鹘文六字真言题刻已被中原的回鹘人地方化了？
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其基本字母最初为18个，后经过不断的发展，最后演变为23个。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
这种文字对周边民族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3世纪初，回鹘文为成吉思汗所认识，并以其字母为基础而创制了蒙古民族自己的文字，即所谓的回鹘式蒙古文（可见于太平兴国寺上崖壁和丰泽庙康显侯告碑碑额）。回鹘式蒙文的发展，从13世纪初到17世纪初是第一阶段。这时，字母的笔画结构，基本拼写规律和书写体式都与回鹘文相似，保持着古朴的面貌。17世纪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回鹘式蒙文在不同地区朝着不同方向发展。1648年，咱雅班智达在这种蒙古文的基础上创造了适合卫拉特方言特点的托忒文。差不多与此同时，通行于其他广大地区的回鹘式蒙古文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字母的笔画结构有所改进，拼写规律趋于严密，一个词分为两段的现象消失了，形成了区别于古代蒙古文的近代蒙古文，行用至今。1599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命令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二人仿照古代回鹘式蒙文创造了满文。后来，锡伯族又以满文为基础创制了锡伯文。
4、八思巴字题刻一处，可见于大伾山龙洞上崖壁。读作：om ma ni pe mi hung。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于命国师八思巴（1235～1280年） 根据藏文字母而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始创于1260年，即忽必烈登蒙古国（1206～1271年）大汗位的第一年。
这种文字最初被忽必烈命名为“蒙古新字”，不久即改称“蒙古字”，并被最高统治者确立为官方文字。按照忽必烈最初的构想，主旨在于要用八思巴字取代原来使用的回鹘式蒙文，以之“译写一切文字”。 亦即在用这种文字拼写蒙古语外，还用以记录其它语言。现存资料证明，除蒙古语外，它至少还记录了汉语、藏语、梵语及回鹘语等多种语言。但由于这种文字并不如回鹘式蒙文那样适合于蒙古语言的书写与表达，故蒙元最高统治者虽不遗余力予以推崇，但始终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不仅在民间得不到普遍认可，即使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八思巴字也一直未能取代回鹘式蒙文的地位，反而仅仅行用了110余年便随着蒙元帝国的灭亡而寿终正寝。庶几乎由此可以推断，浚县大伾山的八思巴字六字真言应镌刻于元代，它的发现，成为元人用八思巴字译写梵语的例证之一。
二、六字真言考释
六字真言，在大伾山汉文题刻中写作“唵、嘛、尼、巴、迷、吽”，而在其他更多地方，却是以唵、嘛、呢、叭、咪、吽形式出现的，如同上图所示回鹘文、八思巴字题刻一样，他们都是梵文om mani padme hum的音译。
六字真言的最初原型，始见于6～7世纪成书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梵文作Avalokitesvara－ Guzakarazdavyuha，藏文作Za－ma－tog－bkod－pa）。据宋人赵安仁、杨亿编纂《大中祥符法宝录》载，此经之汉文译本系北天竺僧天息灾（？～1000年）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在开封译经传法院译出，共计4卷。但六字真言并未因此在印度及中原地区流行，只是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影响的扩大才逐步流行开来。
六字真言在藏族中的最初奉行，考其根源，应与《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之藏译密切相关。至于该经藏文本的来源，元人庆吉祥等纂《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5和布顿（1290～1364年）于1322年所著《善逝教法史》是这样记载的：据传公元4～5世纪顷，藏王拉脱脱日曾自空中获得数部佛经，其中就有《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那时虽未译为藏文，但却受到了崇拜。7世纪时，松赞干布又派遣端美三菩提赴尼波罗（今尼泊尔）求经，得梵本而携归，并命之译成藏文。但实际上，该经流入藏地的时间要比之晚得多，大约在9世纪左右，故而日本学者今枝由郎断言《大乘庄严宝王经》自天而降的说法实际上“是一桩没有任何史料价值的宗教性传说”。那么，该经于藏地的出现应归于何时呢？他指出：“据812年编纂后并译成藏文的佛经目录《登迦玛目录》就已经收录有该经文了。此外，根据德格版本所记载，译文的跋中就已经提到，这部经卷是由胜友、持戒和益西岱所翻译的”，所以该氏提出藏文译本《大乘庄严宝王经》“出现的时间可能最迟也超不过九世纪初叶”。此说当非孟浪，应是比较可信的。
作者把这六个神奇的字与佛教的“六道”理论结合了起来，认为六字与“六道”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罗道斗诤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劳役之苦；“咪”，除饿鬼道饥渴之苦；“吽”，除地狱道寒热之苦。
这样，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几乎涵盖了佛教的众多精义。这种解释虽有点背离梵文的原始意义，但极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将六字与“六道”巧妙地附会于一起，更容易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对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信众之外，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三、六字真言在大伾山出现的原因蠡测
不同文字的六字真言题刻何以在大伾山如此多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窃以为必须从藏传佛教在大伾山的盛行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探寻原因。
在蒙古国（1206～1271年）至元朝（1271～1368年）时期，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1246年，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Sa－skya Pazfita， 1182～1251年）在凉州会晤，确认了他在西藏各地僧俗中的领袖地位。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遂敕封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授以金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正式将藏传佛教定为国教，以藏族僧人为统领。自此，八思巴作为蒙古国——元朝教祖的崇高地位得以确认，并受到蒙古朝统治者的极大尊崇。1270年，忽必烈再次接受八思巴的灌顶，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封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除帝师外，大批的西藏僧人亦受到蒙古王室的尊崇，他们有的受封为王，有的被皇子、宗王们奉为上师，有的在朝廷做官，取得各种封号，《元史·释老传》所谓帝师弟子“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者，前后想望”的记载诚不为虚言，生动而概括地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的极盛之状。同时，蒙古统治者又推行尊教抑禅政策，压制汉人中流行的禅宗而独尊藏传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许多皇亲贵族都纷纷皈依帝师，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徒。上行下效，皈依藏传佛教者日众，流风所及，自元以至明清以降，藏传佛教不仅为藏、汉、蒙古、满诸族所信奉，而且还传至回鹘、西夏等古代民族及今日的裕固、土、纳西等多民族之中，甚至远传至不丹、锡金、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布里雅特等地。
元朝时期大伾山佛教兴盛之状，史书了无记载，惟太平兴国寺所藏《先师山主和尚崇鋬度小师碑》对此略有反映。该碑为楷书，版高64厘米，宽44厘米，勒立于忽必烈中统五年（1264）。
同样，我们从大伾山今存的元代摩崖石刻中亦可得到相同的印象。上文所举11处六字真言题刻，毋庸置疑，大多都属于元代，此外，大伾山还有数量相当丰富的其它元代摩崖题刻。为清楚地反映这一宗教文化现象，兹选择题刻中时代较为明确者，依其出现的先后。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其它时代的题刻却为数不多，如唐、宋二代各为8处，明代仅7处，清代最多，有43处。但必须作出特别交待的是，在清代摩崖题刻中，仅浚县知县刘德新所书就有14处之多，加上清代历史长达267年（1644～1911年），而元代历史仅108年（1260～1368年），推而论之，大伾山题刻最为繁盛的时期应是元代，其中又全部集中于1282至1351年这前后70年的时间段内。礼佛者之民族成分多种多样，其中大多数自然为汉人（如许有壬 、张居宽、韩云卿、任诚之属），同时也有回鹘人（如脱烈海牙 ）与蒙古人（如失斥答儿速木赤），甚至还有来自中亚的康里人（如不忽木 ），而木寅、童敬之、佟元复之辈，就名称看，亦有是少数民族的可能，但究属何族，因于史无征，不敢遽断。大伾山在元代佛教兴盛，人文荟粹，成为各族汇聚，朝山拜佛之胜地，这应该是六字真言题刻多见的首要原因。
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元代通常被认为是文教不兴的时期，故全国汉地佛教庙宇中，属于元代的题刻都为数不多，如号为藏传佛教兴盛之地的山西五台山、北京白塔寺、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张掖马蹄寺、凉州白塔寺及杭州飞来峰、城隍山宝成寺等，都莫不如此。惟大伾山不同，元代题刻不仅不比别的时代少，反而出奇地多，而且是汉、梵、回鹘、蒙古及八思巴等多种文字融于一炉，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州大地佛教名胜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一现象无疑值得关注与思考。
通过上文对多种文字六字真言题刻的考察，结合大伾山元代题刻的繁盛、文化的昌盛及天宁寺等寺院僧人的众多，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元代是大伾山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2、这里在蒙古——元代是中原地区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活动一个中心；3、以佛教信仰为纽带，汉、藏、蒙、回鹘及来自印度、中亚康里的多民族文化在这里和平相处，协调发展，共同促进了大伾山古代文明的繁荣昌盛；4、大伾山文化独具特色，内涵丰富，值得做进一步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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