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5月28日，河南浚县大佛高峰论坛隆重召开。浚县大佛开凿于十六国后赵石勒时期，高22.29米，距今近1700年，有“八丈石佛七丈楼”之美誉，被专家称为“全国最早，北方最大”。《大伾与浮丘》一书作者任思义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谈谈浚县大石佛的创凿年代》的论文，通过对浚县大佛的座落位置、地理环境，现存状貌、时代风格，文献资料记载、历史考证三方面的分析来考证大佛的建造年代。
一、座落位置、地理环境
大石佛座落在浚县城东南二里许的大伾山东崖，面向偏东南，目注黄河故渎。
大石佛，古称大佛岩，俗称镇河将军，倚山凿就，高与崖齐，实测22.29米，巍然坐于七丈高的大佛楼内。“八丈佛爷七丈楼”，遐迩传奇。大佛楼，原为北魏时期的七层高阁，隋、唐、后周均有重修。元末，毁于兵燹。现今的大佛楼为明代正统十年所建。
大佛楼前即天宁寺。天宁寺，后周以前名大伾山寺，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坐西向东。现存有山门遗址，遗址前有“七十二磴”，是大伾山寺的登山石阶。原来的大佛阁便是大伾山寺的最后一座佛殿。
1963年文物普查时，曾在“七十二磴”两旁的地下发现一对石兽，据专家鉴定，它是北魏早期的遗物。石兽的发现，不仅揭出了天宁寺的始建年代，也为大石佛的生年提供了旁证资料。
二、现存状貌、时代风格
大石佛是一躯善跏趺坐式的大弥勒佛像。其现存形象是：头部螺发，面方颊圆，略呈梯形。额间有“白毫相”，目平视，唇紧闭，表情庄严。两肩齐挺，脖颈较长，有三道肉纹。左手扶膝，手心向下；右手曲肱前举，手心向外，示“无畏印”。身穿五彩方格袈裟，双领直垂。坐四周方墩，足踏仰莲。五趾平齐，脚面平直，线条粗略。大石佛的外身泥皮彩绘已大部脱落，露出石刻的原貌。按其雕刻的纹路，属于直平阶梯式刀法，但在转弯处有突起的圆棱。从大石佛的整躯造型轮廓来看，呈△形，似是比例失调，表现出早期造大像的不成熟性。
从大石佛自身所提供的时代特征来看，很不一致，有早期，也有晚期。△形体、方墩座、平挺肩、长脖颈、平板脚等，应属北魏早期甚至更早一些的特征。特别是脚踩仰莲，在全国造大像的历史上还是独此一例。而双襟直垂服饰，则是北魏太和服饰改革以后的形象；螺发及脖上的三道肉纹，更是隋唐晚期的形象。这种混杂的自身形象特征，使人一时难以作出结论。经研究，认为那些晚期形象为后人改造所致（详见后文）。特别是元代末年，红巾军至浚，将庇护大石佛的七层高阁，投以无情烈火，大石佛的部分躯体必致烧坏而崩裂脱落。后人无法补缀，故而才加以改造并糊以泥皮彩绘，大石佛的原始形象便失真了。但是大石佛整躯轮廊是无法改变的，如△形体、方墩座，故而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特征。
1985年全国部分专家莅浚考查大石佛。参加的人员有，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马世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丁明夷、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步连升、敦煌石刻艺术研究所樊锦诗（女）、洛阳龙门保管所所长温玉成、河南石刻艺术馆周到以及浚县文管会部分同志。大家经过实地观察，查阅文献，共同讨论，最后把大石佛的下限划到北齐，一致否定了“为唐代作品”。
三、文献资料记载、历史考证
有关记载创凿大石佛年代问题的资料有以下几种，今加以历史考证如下：
（一）明代末年浚县知县张肯堂所纂的《浚县志》（以下简称《张志》载：
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高寻丈，以镇黄河。拓跋魏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这个记载有因有果，可惜没有引出证据。黎阳是后赵的重要都邑，在历史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开凿大石佛是完全可能的。
建平四年（公元333年），石勒死于襄国。在石勒死去的十年之前，后赵对外基本没有战争，与各“酋藩”相安无事，佛图澄又一向用事，在这短暂的较为安定的环境中，为开凿大石佛创造了成熟的历史条件。所以《张志》所记“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相符的。
佛图澄发展佛教，一方面凭借石勒的政治威力，一方面又打着“救苦救难”的招牌来博得广大群众的信仰。312年至少332年，后赵境内不断发生瘟疫、蝗虫、冰雹等自然灾害，澄每当听到这些灾情之后，便祝咒、诵经，为百姓禳祸祈福。这些史实，频见于《后赵录》，无需举例。
当时黄河流经大伾山东。黄河，历史上称为害河，在豫北地区为害尤甚。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决宿胥口（在今浚县西南约25公里），绝于西山，经大伾山东，东北去”。秦汉以来，黄河在黎阳一带屡决屡溃。长期以来，百姓苦于水患，无力抗拒。把解除水患寄托在天、神身上。佛图澄抓住了这个地方特点和群众心理，如驱除蝗灾那样，在大伾山开凿大石佛“以镇黄河”，必定取得“万众欢呼”。故《张志》所记“镵崖石为佛像”是为了“以镇黄河”就是这个来历。
开凿大石佛“以镇黄河”，必是露天凿成，当时并未建有寺院。现今的天宁寺——始称大伾山寺，为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6—480年）所建，当时建寺的坐向显然是服从于大石佛的坐向的。因为佛寺的坐向都是坐北向南，而大伾山寺独是坐西向东。现存的山门遗址、“七十二蹬”便是有力证据。拓跋魏所建的重阁，必是大伾山寺的最后佛殿。实际上石兽的发现，就肯定了大伾山寺的断代；肯定了大伾山寺，也就无由否定拓跋魏所建的重阁了；肯定了“重阁”，也就说明了大石佛在建阁以前就存在的事实。
至于建阁时的社会背景，无需详查。北魏的统治者大都信佛，兴佛建寺成风。孝明帝时胡太后在伊阙建石窟寺历时二十四年。正光以后，建的佛寺达3万余所。当时的黎阳亦必望风趋附。按照现存的大伾山寺遗址的布局来看，寺院规模并不宏大，或者不为朝廷举办而地方“投资”，这也是不见于史册记载的原因。
（二）明代嘉靖三十八年《重修天宁寺三殿碑》载：该碑撰者为邑乡进士孟思，既是本县人，又是进士，对于大石佛的历史渊源就可能知道的比较详确：……盖有天地，即有此山。至夏，大禹名，《书》曰：导河‘至于大伾’。周之末，以子贡名，（山）东南麓，赐冢在焉。光武（帝），筑青坛（于）其巅，汉以青坛名。唐以大佛名，时，或凿弥勒之像……。畿南千里而遥，山唯大伾，建寺其上，以天宁名。山有佛，千二百余年，其兴废几几。
前一段，从其连用的几个“名”字来看，是在于说明大伾山的名称更替和含义。“唐以大佛名”，即唐时大伾山又名“大佛山”。惟“时，或凿弥勒之像”一句，令人疑为大石佛为唐人所凿。但第二段明白指出：“山有佛，千二百余年”。按这个记数上推即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上推一千二百五十年（设为1559－1250＝309）正是后赵石勒时期，而不是唐时，这就说明了“时，或凿弥勒之像”一语，意为：唐时或者有人“改凿”了大石佛，或者说有人曾作雕凿加工。因为在同一块碑上，撰者绝不会前后自相矛盾。再说大伾山上就只有这一个大弥勒佛像，肯定指的不是第二个大佛像。
孟思写碑必然有他的史料根据。张肯堂晚孟思71年。孟思只记下一个数字。而张肯堂记的有因有果。可见《张志》不是依据孟思的数据而以讹传讹，他必是另有依据。
（三）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天宁寺《准敕不停废记碑》记载：
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寺内（即指今天宁寺）有缺落碑铭，载相续年月，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首簇连珠，肩偎合璧。
上述的大意是：高与山齐的大石佛，据寺内的缺落碑铭记载。它的三十二妙相的“相续”年月也有四、五百年了。它的发型是连珠式，服饰是肩偎合璧。只可惜“四、五百年”这个数据很不具体。习惯上认为“四、五百年”应当是接近五百年，如按四百八十年推，（959－480＝479）正当时北魏太和年间，这也正与建大伾山寺的时间相接近，与《张志》的拓跋魏覆以重阁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相续”一词。“相续”佛家语，因果兴废连续不绝之意。按《张志》所记是凿于后赵，这是“兴”时。后赵亡，归冉魏，冉魏归于前燕，前燕归于苻秦。黎阳归苻秦所有，历十余年。苻坚（秦王）曾下诏搜寺检僧，这时大石佛必被冷遇。这应是“废”时。至拓跋魏，佛事又兴。所以这里所说的“相续”年月，应是指的“相续兴起”的北魏，而不是创凿的后赵。这里可以看出嘉靖碑所记的“几经兴废”正与后周碑所记的“相续”年月相互吻合。
再者，后周碑所记大石佛的服饰，是“肩偎合璧”，发型是“连珠发”，而今大石佛的服饰是双领直垂，发型是螺旋发式，这正说明大石佛的形象已非昔貌，定是有人改造过了。而嘉靖碑所说的“唐时或凿弥勒之像”一语，无疑是唐人曾修过大石佛的，所以，大石佛现存的自身形象混杂，就是这个原因。而后周碑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四、结论
归纳上述文献记载：后周碑“秦后著鞭而不动”。证明大石佛在前秦之前就已存在。与《张志》的“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相一致，又与嘉靖三十八年碑的“千二百年余”时间相同；后周碑记的“傍临迥汉，显超岸于当时”，也就是《张志》所记的“以镇黄河”，嘉靖碑所记的“其兴废几几”，与后周碑所记的“相续”年月相互印证。查阅史册，其历史背景与后世的文献所记并无相违之处，这就足可以肯定大石佛确为后赵时所凿了。至于大石佛的自身形象混杂问题，后周碑已明言，大石佛本是“首簇连珠，肩偎合璧”，已有力地说明大石佛已非昔貌。
大石佛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大石佛的时代特征是“两头（头和足）早，中间晚，轮廓早，细部晚”？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证明大石佛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先凿了一个轮廊，而后世又接续完成。也就是说大石佛经历了几个朝代才竣工的。步连升先生说：“开凿偌大的石佛像，不是十几年的时间可能完成的。”此言有理。设大佛为后赵所凿，在后赵期间，不可能全部完工，因为后赵较为安定的局面是在石勒死去之前的十年左右。石勒死，子弘继位。不到一年，石虎杀弘自立。石虎性情残暴，穷兵赎武，在位十三年，发动大小战争数百次（参阅《后赵录》），弄得国内几无可征之兵。当时黎阳是后赵的军事重地，兵马频至，战争不休，百姓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去凿大石佛呢！公元350年冉闵屠石氏，建立冉魏，一切反石氏所为，亦必不兴佛事。353年，慕容氏灭冉魏，建立前燕。370年，苻秦灭前燕。不久，黎阳又归东晋所有。短短18年中，黎阳的归属辗转五次，谁还有暇去顾及大佛的事。所以，大石佛即便是后赵所凿，亦必是有始无终。同时这也是不见于史册记载的重要原因。至北魏，佛事大兴，早已停废的大佛像，才又得到复兴。所以大石佛继续凿成，可能就是这样的历史原因。
综上所述，大石佛是凿于后赵，至前秦或遭破坏，拓跋魏覆以重阁（或作雕凿），“唐时或凿弥勒之像”（加工细部），元末毁于兵燹，明时又塑以外身泥皮彩绘。大石佛的命运应是如此，其自身形象之所以混杂，就是这个原因。
历史的客观现实，应是永远存在的。已经湮没的真象，并不是已经毁灭。我认为张肯堂纂《浚县志》，不会毫无证据便杜撰臆测，现在证据失查，也不能予以否定。况且“后赵说”又非《张志》一家之言。大石佛历史悠久，几经沧桑，历史证据失查，不足为奇，我们必须根据现有资料，查阅史册，反复求证，才能得出结论，不可悬置高阁以遗后人。本人不自量力，心高意大，不顾贻笑大方，放胆探索，据理推断，文中免不掉有少根无据，荒诞谬论之处，但作为一块引玉之砖抛向读者，还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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