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5月28日，河南浚县大佛高峰论坛隆重召开。浚县大佛开凿于十六国后赵石勒时期，高22.29米，距今近1700年，有“八丈石佛七丈楼”之美誉，被专家称为“全国最早，北方最大”。前任河南省石刻艺术馆副馆长，《中原文物》副主编吕品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大伾山“准敕不停废记碑”与大佛的年代》的论文，通过大伾山“准敕不停废记碑”的研究来考证大佛的建造年代。
中国历史上因为皇权和神权的矛盾激化，曾经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但保留下来的相关文物甚为罕见。浚县大伾山的“黎阳大伾山准敕不停废记”碑，就是记载五代后周时废除寺院抑制僧众发展的一块重要碑刻。碑存浚县城东大伾山东侧的天宁寺内，立于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额镌楷书“大伾山寺之记”六字，碑与碑文之间刻有小字敕额。碑高1.95米、宽0.85米、厚0.21米，座高0.35米、宽1.00米、厚0.45米。座上部四周饰以覆莲。碑铭为节度掌书记马去非撰文，楷书，16行，行34字。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由于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轮回学说对广大劳苦民众具有很大的麻醉和欺骗作用，所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唐代达到高峰。但是佛教的迅速传播和寺庙的普遍建立，僧尼人数的迅猛增加也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危及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使封建政府和僧侣贵族之间产生了新的尖锐矛盾。随着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封建皇帝对佛教寺院、僧尼的裁汰和抑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几次灭佛斗争的一个基本原因。
唐代以来，由于佛教的迅速发展，僧侣地位的不断提高，不少寺院都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劳动力。一些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和侵吞不少超过了世俗地主。登封的少林寺有柏谷庄，占地达四十顷。陇州大象寺“管庄大小共七所，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五十六亩三角荒熟并柴浪等”。长安的清禅寺“水陆庄田，仓廪碾鬺，库藏盈满”。寺院拥有众多的财产，并且享有不向国家纳税和服役的特权，无疑，寺院经济发展越快，对政府的影响就越大。所以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就曾指出，剃度为僧尼的大都是“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若任泗州（今安徽盱眙县东北）戒坛度人为僧，不到一年就会使国家失去“六十万丁壮”。由于寺院对土地的大量侵占，唐玄宗时已不得不下令：“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鬺，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捡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寺院经济的膨胀对封建国家已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经过安史之乱和唐末的藩镇割据混战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减少，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地摧残破坏。这时的寺院、僧侣却仍占很大数量。后汉乾祐中，司勋员外郎李钦明曾说当时佛寺精舍“每县不下二十余处”，实际尚不止此数。到了后周“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甚而至于“有罪犯，遭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7）也都隐入寺院剃度为僧尼。这就使寺院不仅在经济上对国家是个威胁，由于僧侣来源的庞杂，对封建国家的统治也存在着潜伏的危险。
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为了统一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除了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整顿吏治、刷新军备外，销毁佛像以铸钱，并勒令日益增多的僧尼还俗也是他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抑制寺院经济的发展和僧尼不断的增加，有利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周世宗继周太祖郭威废开封僧尼寺院五十八所之后，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开始大规模的毁除寺院和裁汰僧尼，并在五月六日颁布了对佛教寺院及僧尼的处理办法：“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废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候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今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不仅如此，还严格要求“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方准许出家。通过这种办法，当年就废去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仅存寺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尼共计六万一千二百人。还俗的僧尼数字虽无记载，但若按存留寺院的平均人数二十二人或少于此数算，那么大约有六十万左右，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准敕不停废记碑就是记载上述事件的，碑文与额之间的小字，是当时政府颁发给保留寺院的敕额。敕额中的黎阳县（今浚县）、胙城县（今延津县北）当时皆隶属滑州（今滑县）。敕额所说“有敕及无敕并年深寺院，共肆百陆拾叁所”应是在滑州隶属地域内的全部寺院，而“黎阳县大伾山寺、胙城县契心禅院…已上叁所，宜并令依旧住持者”则应是在肆百陆拾叁所中保留了叁所。滑州在当时辖县八，按463所算，平均每县废去寺院57所，每所寺院按10人计算，则每县就有僧尼近600人还俗。虽然废除寺院勒令僧尼还俗并不完全是“虑一夫不耕，天下有馁者；一妇不织，天下有寒者。向乃颁行天命，条贯僧居，有敕额者存，无敕额者废，非轻释氏，用诫游民。”但还俗的僧尼给国家增加许多劳动力，收回寺院占用的田产给国家增加赋税收入则是毫无疑问的。
准敕不停废记碑，不见于早期的金石著录，到了清代始有记载。碑文的撰写者节度掌书记马去非，不见于史书记载，而节度掌书记是节度使属官，其官阶不会太高。另外，碑文撰于显德五年，而到显德六年方刊于石和碑文后附刻的官职人名多达十几个，可能是因为在战争频繁兵火连绵的动荡年代，寺院随时有被毁坏废除的可能，所以将敕额刻石存照，列上众多的官名借以抬高寺院的声誉，使寺院免于毁除。
后周在历史上历时很短，前后总共不到十年，而周世宗柴荣在位六年，留下的文物寥若晨星，见于著录的碑刻约有二十余块，反映抑制佛寺裁汰僧尼的据知除《敕留启母庙记》一碑早已不存在，今日尚能见到的恐怕只有此碑了。因此，准敕不停废记碑就更为珍贵，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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