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久：佛教入滇考略

劝丰佑之子世隆继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佛教，连年建寺造像，以敬佛为首务。企图借助于佛教来摆脱日益加深的内部危机，以便维持统治。如《僰古通纪浅述》所述：“王伐益州。得一观音，……凯回至国，以所得金银钱粮写《金刚经》一部，易长观音像，铜钟一二（即铜钟十二），效之而写《金刚经》，设观音道场。观音化梵僧来应供。主曰：‘吾欲再征伐，如何？’僧曰：‘土广民众，恐难控制乃止。主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蓝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世隆时代，密宗“阿叱力教”愈加兴盛，不仅民间广为信仰，而且世隆出师征战必有阿叱力僧随行，上至王者下到士兵均信阿叱力僧的咒术。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凉山不意瓦衣开凿了大量的密宗石刻画。

世隆的儿子隆舜仍然崇信佛教，《僰古通纪浅述》载：“主（隆舜）为世（世隆）子时，好田猎，至巍山，遇一老人告曰：世子能造观音像否？如造，声名所及，无不臣服。曰：能之。若造，须如来之像方可。乃以兼金铸阿嵯耶观音，至是，远见巍山颠有白气，使李紫奴往，挖得铜钟一，重三百两，阿嵯耶观音一位。自号摩诃罗嵯耶。辛亥年，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以鄯郸（阐）为东京，以杨睑为两京（即大理）。蒲蛮火头塑主像，敬于巍山石洞。……用金铸观音一百八像，散诸里巷，俾各敬之。”

南诏末代王舜化贞时，佛教仍很兴盛。《僰古通纪浅述》说：“……权归买嗣（郑买嗣）。主幼，只作俑人而已。唐昭宗光化元年戊午，命董善明铸崇圣寺钟，并后殿观音，高一丈六尺。”这里所说的观音即雨铜观音，明代谢肇淛《滇略》说：“崇圣寺观音像，高二丈许，蒙氏董善明者，呼天愿铸。是夕天雨铜，取以铸像，仅足而止。像成之日，瑞光五色。”清代王昶《金石萃编》跋云：“崇圣寺在大理府城西北莲花峰下，《云南通志》称寺有观音，高二丈四尺。唐蒙氏时，董善明铸。又称唐天宝间，崇圣寺僧募造大士像。未就，衣骤雨，旦起视之，沟浍皆流铜屑，即用鼓铸立像，高二十四尺，如吴道子所画，细腰跣足。像成，白光弥覆三日夜云。”诸书均说董善明所铸，惟《南诏野史》却说“蜀人李嘉亭成像”，不知何据？

南诏灭亡后，郑买嗣篡位，改国号为“大长和国”。天复二年(902年)“建普明寺，又铸佛一万尊”这数字虽有夸张之嫌，但可见其佛教之盛。

大理国建立后，第一世王段思平不仅“好佛”而且“岁岁建寺，铸佛万尊”（胡蔚增订本《南诏野史》）。元代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说：“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者，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余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而礼佛游玩者弗绝。”可谓佛教之盛极而普泛。

在大理国二十二代王中，就有九位王者或废为僧，或禅位为僧，如段思英、段素隆、段素贞、段正淳、段思廉、段寿辉、段正严、段正兴、段智祥。其中段正兴曾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铸观音铜像，该像背面下部还刻有铭文四行“皇帝瞟信段政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记願禄筭尘沙为喻保庆千/春孙嗣天地标相丞万世”。该像现藏美国圣地亚哥美术馆(San Diego Fine Arts Gallery)。

大理国段智兴盛德年间，不仅在剑川石钟山石窟雕凿了不少佛教密宗造像，而且白族画家张胜温还创作了著名的《梵画长卷》（又称《张胜温画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1959年在大理喜洲弘圭山发掘的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之母墓幢，其上阴刻“南无尊胜大佛母”，背光上端竖刻汉字七行：“大理国监叶榆郡彦贲赵兴明追为慈妣/妇人女娘敬造尊胜一幢妇女娘年/得五十二岁明郡事务三十年则/元亨十一年岁遇乙卯三月/六日辛卯迁化四月十日乙丑设/五七斋镇幢功毕谨记/梵咒师金襕僧杨长生书杨天王长雕”。“元亨十一年”即大理国段智兴元亨十一年（1195年）。

大理国佛教遗迹中，堪称极品的当推现存昆明市拓东路地藏寺遗址的经幢。该幢建于大理国末期，未详何年，由布燮（清平官官号）袁豆光为凭吊高明生并扶助幼主高泰祥所建。幢分七级，刻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近三百躯造像。此为云南佛教雕刻艺术之精华。

云南佛教至明、清时代已逐渐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