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久：佛教入滇考略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学院教授，四川原道文化博物馆馆长、中国传统雕塑研究院首席专家刘长久发表了题为《佛教入滇考略》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佛教发端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何时传入云南？对此学术界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迦叶传入说。袁嘉谷先生在《滇南释教论》中说：“滇之法源，厥为迦叶。”他以传说的云南宾川县鸡足山系迦叶道场为由，援引大错和尚《鸡足山志》和释圆鼎《滇释记》等书，试图说明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之大弟子迦叶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到云南入定鸡足山，弘传佛法。而且断言：“吾故曰：未有译经之时，佛道已东入滇境，无可疑也。”这种说法，显然不足取信。因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土，时在两汉之际，即公元1世纪左右。既然如此，佛教又怎么可能于公元前5世纪传入云南呢？

（二）东汉传入说。袁嘉谷先生又在《滇南释教论》中说：“若夫译经之后，则绥哀牢、开永昌、度博南、正崇重浮图之明帝时也。滇有汉字之佛经，则又当自中原来。安宁者，汉连然县也。法华寺后有晒经石，《县志》云：相传为蔡愔取经遭雨，晒此，遗数叶，遂成灵迹。”这显然是说在汉明帝时汉地佛教已传入云南，所谓蔡愔去印度求法返经云南安宁遇雨晒经之事，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自然是不可信的。明帝遗使蔡愔等人西去求法并不见于《后汉书》，而首见于北齐王琰《冥祥记》。据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永平求法传说之考证》说：“……去张骞、秦景、王遵三人，而易以蔡愔，复加一摩腾故事，构成后世公认求法之史实。然王琰既言如诸传备载，则此条可证为抄集而成。蔡愔、摩腾故事，显更为晚出之事实。刘宋以前既不见于正史，又为佛家所未称述，则其说不可信，盖可知矣。”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说：“……是在汉人之心目中（指博望侯），昆明（即大理）与身毒（印度），最为接近。而佛教在汉哀帝时，已入中国。至东汉和帝永元元年，中国梦想之计划，始告完成，由叶榆永昌（今大理保山）通掸国（缅甸）、罗马（大秦），音乐、技艺皆相继输入。则佛教由中原内地输入大理，自在意中。”又说：“……《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哀牢物产，其中有两种极堪注意者。一为琉璃，一为蚌珠。按《文献通考》三三八四‘裔考大月氏下’云：‘大武时，其国人商贩到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惊以为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永昌在汉代已有琉璃，而琉璃又为大月氏人之特技。大月氏在西汉时已信佛教，又为东汉时佛教重镇（汤氏语——即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言也，引者注）。大月氏之琉璃在汉代已自印度缅甸而入永昌，则大月氏所奉之佛教，与琉璃同时传入永昌，乃意中事也。又永昌地处高原，不产蚌珠。其为缅甸输入，殆无疑义。则佛教由缅甸入大理永昌，亦意中事也。”

袁嘉谷先生和徐嘉瑞先生的“东汉传入说”仅是一种主观猜测，均不足信。

（三）初唐传入说。徐嘉瑞先生提出“东汉传入说”之后，自感论据不足，于是又说：“惜此等具体史实，缺乏记载，无从臆测。在汉以后，如梁启超称‘道生入印度，乃由吐蕃尼波罗路’。道生简文时人，无入印度之事，不知梁氏何据？梁氏又云：‘古代唐僧二十余人，经滇缅路而至印度。’则佛教在唐代有由印度入大理之可能也。”又说：“佛教之入大理，其路线为西藏，已如前述。其时间约在唐初，亦可推定。至于唐以前佛教，是否已入大理，则史籍无证，未敢臆测。”徐嘉瑞先生一会儿持“东汉传入说”，一会儿又持“初唐传入说”，不仅前后矛盾，而且“初唐传入说”也缺乏充分的依据。所引梁启超先生所谓唐僧自滇缅道入印度之说，也与史实不符。清代王崧校理本《南诏野史•大蒙国》也说：“唐僧取经及佛像回，过点苍（今云南大理苍山——引者注），雨湿经，晒于坡间，故今名晒经坡。僧回，注《般若经》。”所谓唐僧取经，即指唐代玄奘自印度取经回中国唐都长安之事，实际上玄奘往返均由西北陆路，从未经过云南。因此，唐僧取经过云南大理，纯系杜撰之说。

（四）中唐传入说。王忠先生《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说：“南诏之有佛教，后世传说皆谓始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此为南诏佛教兴盛后欲神异其祖细奴罗得佛保佑而造作之神话，恐不足信。《张胜温画卷》中所有密教诸僧，其名目与西藏略同。是南诏佛教实由吐蕃传入。南诏成为吐蕃之属国虽始于752年，而吐蕃实际控制南诏又为779年异牟寻受封日东王以后之事。阁罗凤之《德化碑》尚无佛教之影响，即至德宗贞元十年异牟寻与崔佐时定盟，誓文亦只上达三官，并未求证佛陀。凡此皆足证其‘欲尚佛屠’，已为异牟寻以后之事矣。”此说虽未明确提出“中唐传入说”，但“‘俗尚佛屠’，已为异牟寻以后之事矣。”含有“中唐传入说”之意。

明确提出“中唐传入说”的是黄惠焜先生，他在《佛教中唐入滇考》一文中说：“佛教之传入南诏，上限应在中唐丰佑之间”“大体说来，云南于中唐以前广信巫鬼，不见佛教。”又说：“……何以佛教入滇，仅在中唐，既不在汉晋，也不在元明？这是因为，云南既得佛教，即载之于文书，见之于文物。中唐以前，既无文字可征，又无文物可证；中唐以后，则佛教已见大振，不似初入情况。故中唐之说，是基于目前所知材料，斟酌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