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久：佛教入滇考略

（三）多源说。所谓“多源说”，即指佛教传入云南的途径是多渠道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较符合实际。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说：“……南诏初期，尚行巫教。及贞观开元之际，佛教始输入大理。其输入之路线一为中原，二为印度，三为缅甸，四为西藏。”此说仅就传入途径而言不无道理。至于徐先生为什么在一书中所持观点前后矛盾且反复多变，原因在于他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写于1944年，印行于1949年，1978年重版时作过一些修改，不失为一部资料较为丰富的著作，但由于对后来所发掘的南诏和大理国的新资料未及深涉，因此对某些问题把握不定。这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来，云南的一些学者对于该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如黄惠焜《佛教中唐入滇考》一文说：“……佛教之传入南诏、……其传入路线则既有中土、西域，又有吐蕃、骠国（即缅甸——引者注），而小乘一派在我国掸傣居民中之传播，……路线则自东南亚。”此说从宏观上作了总体把握，既兼顾了大乘与小乘．又兼顾了显教与密教。笔者赞同此说。又如王海涛在《试论南诏佛教的传入》一文中说：“佛教密部至迟于八世纪初由印度和西藏传入云南，为南沼彝族政权接受并发扬。”又在《南诏佛教文化的源与流》 一文中说：“南诏佛教以密教为主流，早期传入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曰天竺道，代表神是湿婆——即大黑天神；二曰吐蕃道，代表神是观音。此外，从阁罗凤时代开始，中原大乘通过战争、联谊断断续续传入云南，带来了内地佛教文化（如建筑物塔），但在教义上却不能动摇密宗的主导地位。”王海涛二文重在密宗“阿叱力教”，未详及整体佛教传入云南之途径。

综上所述，佛教传入南诏，当在中唐，至劝丰佑时大盛，传入途径是多源的。笔者认为南诏初始，所谓观音化现梵僧制服罗刹和授记南诏创始者细奴罗，纯系后人杜撰之神话。《僰古通纪浅述》中所谓细奴罗“施五事”之一“劝民每家供养佛像一堂，诵念经典，手拈数珠，口念佛号”。也系后世附会之说。关于在大理“造三塔，建崇圣寺”之年代，《大理行记》、《南诏野史》、《僰古通纪浅述》、《记古滇说集》、《云南图经志书》等说法不一。有“贞观六年”(632年)者，有“上元元年”(674年)者，有“开元元年”(713年)者，有“丰佑保和十年(833年)至天启元年(840年)”者，有“丰佑保和十年至天启九年(848年)”者。造塔建寺应在佛教传入之后，因此，大理三塔和崇圣寺当建于劝丰佑时代。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所谓南诏第三世王盛罗皮于“开元二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它书不见载，不知此说何据？此不足信。《僰古通纪浅述》所说：南诏第四世王皮罗阁于“天宝六年十月，筑太和城，因唐赐《金刚经》至，故名金刚城”。《南诏野史》等诸书只言筑太和城之事，且时间有异，未言及唐赐《金刚经》之事，此亦不足信。《僰古通纪浅述》所载南诏第五世王阁罗凤生平中，有阁罗凤以“买嗟罗贤者为国师。贤者乃西天第五祖商那和修化身”。天宝“九年，……药师佛领十二神王自西天来，主以兵陷巂州，得唐西泸令郑回，重其才，拜清平官”。赞普钟“二年癸巳，……唐使张阿蛮领青龙、白虎二兽及兵万众，吸洱河水涸干，无计可遏。……翁乃画一观音，有十一面，座下画一龙虎，敬于法真寺内”。“天宝十三年，……杨都师在东岩石孔礼拜佛，白犬吠之，龙怒而出”。“时赞普钟十三年，……建法真寺敬天，日遍照佛像。佛至灵，卜事吉则佛低头，卜事凶则佛不动”。如此等等，均系附会和杜撰之神话。又，《南诏野史》胡蔚增订本说：“凤（即阁罗凤——引者注）乃叛唐，建元长寿。遣弟阁陂和尚及子铎传、酋望赵佺邓、杨传磨牟等，并子弟六十人献凯吐蕃。陂有神术，人马往来吐蕃，不过朝夕之顷。……此二役也，皆凤弟阁陂和尚及凤妃白氏，行妖术，展帕拍手而笑，韩陀僧用钵法，以故唐兵而败”。这里所说的阁陂和尚，在今剑川石钟山窟石钟寺区第2号南诏王阁罗凤议政图中亦有阁陂和尚造像，是否可证阁罗凤时已有佛教传入呢？从阁陂行妖术又似非佛僧所为。因此，方国瑜先生在《剑川石宝山石窟造像））一文中认为：“盖阁陂是巫者，阁罗风策士，传说为佛徒。”此言甚是，既为传说，当不足为信。因为阁罗凤的继承者异牟寻归唐时，双方曾遣使于大理苍山会盟，其誓文，据唐代樊绰《蛮书》载：“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隆临，永为证据。……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使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维山川神祈，同鉴诚恳。”此中见不出一点佛影，却可见出道教五斗米道的三官手书方式和祈请自然的巫教仪式。以此可见，异牟寻时代巫教与道教并行。

洎至南诏第十世王劝丰佑时代，佛教已流行于南诏，而巫教和道教逐渐被削弱。特别是印度僧人赞陀崛多来南诏传密宗“阿叱力教”，更是占了上风。到大理国时期。密宗“阿叱力教”成为云南佛教的主流。《滇云历年传》记述：劝丰佑时，“僧赞陀建元化寺于鹤庆。王嵯颠建大理崇圣寺，……文宗太和元年，丰佑母出家为尼，改名慧海。是年用银五千铸佛。南诏废道教。……三年，……于善阐建东寺塔，高百十五尺，西寺塔高八十尺。又建妙应寺并塔。”对此，《南诏野史》胡蔚增订本、《僰古通纪浅述》等书所述更详，但羼入了不少神话色彩。不过，从中可见出劝丰佑及其母不仅笃信佛教，而且造塔建寺、开窟凿像也蔚然成风，剑川石钟山石窟就是开创于劝丰佑天启年间，现存该石窟沙登箐区第1号之“天启十一年”造像题记，即是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