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久：佛教入滇考略

（五）晚唐传入说。方国瑜先生在《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三册中说：“细奴罗事迹的传说，为佛教徒所臆造，中兴二年图画题记所谓‘圣教初入邦国之原’，是佛教徒附会出来的，佛教传入在南诏晚期。此类说法，当发生于佛教传入以后，而佛教徒附会则有原始传说的依据。”又《新纂云南通志》卷一O三“佛教”说：“始主庙之故事，张道宗《记古滇说集》……‘威成王诚乐（盛罗）……册杨道清为显密圆通大义法师，始塑大灵土主天神像曰摩诃迦罗，筑滇之城。’……说不可信……，此教晚唐盛于云南，当晚唐以后始奉也。”

（六）元明传入说。据黄惠焜先生的《佛教中唐入滇考》一文说：20世纪80年代，云南有部分学者认为佛教虽于唐代传入南诏，然仅为阿叱力教即密教而与小乘无涉，就整个云南而言，小乘佛教的传播及其普及，当在13世纪至16世纪的三百年间。其说主要依据元代《马可波罗行记》和《百夷传》。

众所周所，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别，但就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而言，却没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凡属佛教一旦流布于云南境内，即为云南佛教的开端。因此，“元明传入说”仅限于小乘佛教，以偏概全，便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

杨学政先生主编的《云南宗教史》》一书中对佛教传入云南提出了：“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印度密教阿叱力由摩揭陀国（现今比哈尔邦南部）经缅甸北部传入南诏国。受南诏王细奴罗崇敬，开建五密坛场，弘瑜伽法。”又说：“公元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南诏王晟罗皮遣宰相张建成向唐朝廷入贡通好，唐玄宗厚礼相待并赐佛像，归途滞留成都学习佛经，回滇后传扬佛教，中原汉传佛教开始传入云南。”这就是说密宗“阿叱力教”于7～8世纪自印度经缅甸传入云南。中原汉地佛教于盛唐开元二年(714年)由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经四川成都传入云南。同时，该书又提出：“公元11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相继由四川和西藏传入滇西北地区。”“公元13～14世纪，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引者注）开始以较大规模从泰国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始建僧团和佛寺、佛塔。”《云南宗教史》是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一项集体科研成果，经5年调研而完成的。该书对佛教传入云南的年代应当说较为可信，但是否南诏初始就有佛教传入，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佛教传入云南的途径，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中土说。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提出：“佛教之输入大理，当远在汉代，由中原内地输入。”此说如前所述，就传入的时间来说是缺乏依据的，至于传入途径“由中原内地输入”仅是一个方面，不尽然。方国瑜先生在《新纂云南通志》卷一O三“佛教”中说：“佛法传至云南之事迹，不获详考，惟据片断之记载，……主流则自中土来。童真所云‘经文与人相同者’，谓经文与人，同于中云；郭松年《大理行记》亦谓‘所谓经律，一如中国’。知所传授之经典，得之于中土，非梵文，亦未必此土人传译也。”此说依据汉译佛经流传于云南，而推定云南佛教由中土（指中原内地）传入，并视之为传入途径的主流。这种主流说，似有一定道理，但略嫌证据不够充分。

（二）吐蕃传入说。王忠先生在《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说：“《张胜温画卷》中所有密教诸僧，其名目与西藏略同，是南诏之佛教，实由吐蕃传入。”就传入途径而言，云南密宗由吐蕃传入实有可能。但云南佛教非独为密宗，还有禅宗等显教，无论《南诏图传》，还是《张胜温画卷》均绘有显教题材，如禅宗六祖像等。因此，密宗由吐蕃传入云南仅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还有自印度传入的途径，如印度僧人赞陀崛多到南诏传密宗“阿叱力教”。同时，禅宗等显教则由中原内地传入云南，特别是四川，从云南禅僧多为蜀籍可证。

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也说：“佛教之入大理，其路线为西藏。” “惟有西藏一路则在地理、政治、军事上，与南诏关系甚密，而风俗习尚及民族迁徙关系亦多。南诏佛教之传说，亦以密教为最多且久。即印度僧人，有入南诏者，亦皆为密教法师。且大理之神话，为罗刹故事，乃由西藏之罗刹神话转变而来。又《白国因由》中，左白象，右白马之有须观音，即大理之莲冠老僧，亦即西藏莲花生大师也。”此说仍属偏持一端。徐先生把有须观音混同于西藏红教祖师莲花生，显然是不妥当的。莲花生系8世纪印度僧人，应吐蕃王赤松德赞之请入藏传密法，曾利用密宗法术同苯教巫师斗争，终于取胜。后被藏传佛教宁玛派尊为“祖师”。至于南诏流传的“观音化现梵僧制服罗刹”的故事，是否由西藏罗刹神话转变而来，似缺乏充足的证据，尚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