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红芬：元杭州路刊刻河西字《大藏经》探析

我们可以推测，在成宗在位期间可能总共刊印河西字藏经八十余藏。武宗时又刊印五十余藏，仁宗时刊印五十余藏。元代历朝刊印河西字大藏经的数量非常庞大，可见，西夏遗民对佛经需求量之大让人难以想象。然而元代到具体有多少卷，多少函河西藏经还不得而知。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提到西夏时期翻译佛经数量：“民安（1090-1097）初年，五十三年国内先后大小三乘、半满法皆有昌传，已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后护城帝诏依南北经重校，使国内茂盛，慧提照世，法雨普润天下。”

国图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所记西夏时期刊印西夏文佛经的数量应该是3579卷，而山西崇善寺藏“践”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末记载则为3620多卷：

“……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30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

可见，元代刊印河西藏经比西夏时期译经多出41卷，鉴于目前残存西夏文的情况，我们很难判断西夏时期刊印西夏文佛经与元代刊印西夏文佛经的具体数量。根据国图藏西夏字大藏经题记、版式、发愿文和字迹等，我们可以确定管主八主持刊印的大万寿寺本河西字大藏经版式为经折装，每折页6行，行17字的版式，与《碛砂藏》、《普宁藏》版式是一致的。这种装帧方式是继承宋《崇宁藏》的版式，《崇宁藏》一改《开宝藏》和《契丹藏》的卷轴装为经折装，每版刻经文36行，行17字版式。这种装帧版式一直为元、明清以来刻本大藏经所沿用。依据这种版式、题记和年代可以确定管主八负责刊印河西字大藏经存本有：

第一、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刻本-经折装，每折6行，行17字：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B11•052[1•16]）（函号为“土”字）大元国皇庆元年（1312年）岁次壬子秋刊印。

《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卷二）（B11•053[1•18]）（函号为“贞”字），有刻工“周子俊、王子正、台周”等；

《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卷十八）（B11•054[1•19]）（函号为“任”字），有刻工“周子俊、任……、台周”，尾题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功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元皇庆元年（1312年）西夏文发愿文”。

《悲华经》（卷九）（B11•049[3•17]）（函号为“岁”字），有西夏文题款“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寿长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尾题后为“尊者普贤所作，汉本大唐三藏法师玄奘翻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

《经律异相》（卷十五）（B11•051[di7juan]）（函号为“作”字），有西夏文题款“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寿长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尾题后为“汉本沙门僧旻宝等集，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

《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五）（B11•050[4•01•4•02]）（函号为“玉”字），有西夏文题款“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寿长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尾题为“天生全能禄蕃佑圣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 有刻工“周……”。

《菩萨地持经》（卷九）（B11•059[3•15]）（函号为“诸”字），尾题为“天生全能禄蕃佑圣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 有刻工“卜……”。

《大智度论》（卷四）（B11•060[3•15]）（函号为“能”字），为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上）裱褙纸尾题为“天生全能禄蕃佑圣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 有刻工“翁……”。

法藏西夏文刻本-经折装，每折6行，行17字：

《大智度本母》（卷第八十七）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0 、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2（函号为“能”字），尾题前有汉文压捺印记，内容为“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师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

敦煌研究院藏西夏文刻本-经折装，每折6行，行17字：

《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B11•039[B159•26]）（函号为“言”字）经末有一长方形汉文压捺印记，内容为“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师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

另外，管主八主持刊印河西字活字版《华严经》（实叉难陀本）卷76的帙号为“谷”，6-10卷的帙号为“解”字，卷36的帙号为“铁”。把上述残存大万寿寺本西夏文佛经的帙号与元刊河西藏经的帙号与《普宁藏》、《碛砂藏》、《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和《永乐北藏》等帙号相比较，皆不能对应。除了国图藏、敦煌研究院和法国等地一些藏品有帙号外，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文献中也有一些佛经有帙号，可惜，这批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文献至今尚未公布，给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带来很大困难。我们很难确定河西字藏经的汉文本是依据哪个藏经进行翻译的，河西藏经的帙号是遵循千字文帙号还是另有一套有别与千字文的帙号，只能等以后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元代刊印河西字藏经存不同版本，在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和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都曾刊印河西藏经，参加人员有著名的元代僧人管主八等，还有一些世俗官员，在他们共同努力下，使得杭州路万寿寺河西字大藏经得以完备刊印，散施西北等各地寺院，以供西夏遗民诵读和供养佛经的需要。现遗存元刊河西藏经出土地在甘肃敦煌和宁夏灵武等地，主要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法国巴黎等处，其形制与《普宁藏》《碛砂藏》等是一致的。河西藏经的存在为我们探讨西夏、元代时期佛教流行和佛教典籍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对于经典的校勘研究也提供了良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