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红芬：元杭州路刊刻河西字《大藏经》探析

管主巴死后，其儿子永兴大师管辇真吃剌也一直寓居杭州路，子承父业，继续宏传佛教。《碛砂藏》第565册“多”字《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卷七尾题载：

“杭州路东北录事司安国坊太平巷居住，奉佛管永兴大师辇真吃剌，发心将故父管僧录遗下秘密经板一部，舍入平江路碛砂寺大藏经坊一处安顿，永远印造流通，祝延圣寿，愿大吉祥如意者。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十六日奉佛管辇真吃剌谨施。”

2、其它与河西字大藏经相关人员

在幸存的河西字佛经题记中还记载了参与刊刻佛经的人员。国家图书藏有一部元刊印经折装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刊布在《中国藏西夏文献》第5册中，编号为B11.052[1.16]，经文后存有一长篇发愿文，对了解元刊印河西字大藏经和参与人员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末发愿文有关元代刊刻佛经的内容，依据西夏文重新翻译如下：

……后护城帝诏依南北经重校，使国内茂盛，慧提照世，法雨普润天下。大夏为池，诸藏水毁不全。皇初朝代，朝中清寂，上师结集胜弱，修整旧经一藏。至元七年（1270），化身一行国师，广发佛事，校有译无，俱使宝意如度，印制三藏新经。后我世祖皇帝，恩德满贯天下，使国国通，高道胜如万古，四海平安，经八方由旬时，深信三宝，因欲重举法幢，法师慧宝深穷禅法密律，志多长意，圣上愿满求缘，令经院鲜卑吃靼尚（鲜卑小狗铁）等至，以德音不可解（悟），圣旨已出，江南杭州实板已成告终，僧事主依鲜卑土清（净）行诏（敕），知觉和尚慧忠，始为先任，龙象师中已选诸多行者，以取旧经，先后二十多人，至元三十（1293）万寿寺中印刻所需千种，施财万秩之多。成宗帝朝，大德六年（1302）夏始告完毕，奉上敕印施十藏。武宗皇帝圣威神功无比，僧尼大植、知治深殊法门，金轮今帝。尔时，东宫藏龙，广起大愿，已印施五十藏。当今皇帝，一得至尊至圣，南面中上万乘，诸主中胜，文武奇出，深悟佛法，明晓才行，明晓瑞道，功德皆如高大。帝道日新，佛事无有断继。以执七宝，治知四海如子，依行十善，德教八方，应欲缘奉诏重印五十藏已成。知院大臣净德于法厚心，受敕使令二师总勾管。至大四年（1311）七月十一开始，皇庆（1312-1313）初年八月望日印毕。知院中治二使依表自奏杂校缺译经，于二圣名，新正颠倒合顺，短窄广平，缚牌严贮，种事多已正知，奉敕普施，万代法眼不绝，读诵供养，常求千劫善缘，闷迷言悟，守护最上佛种，圣德多言，以是善典。

唯愿今如皇帝愿降圣寿万岁!  圣皇太后贤受当为无尽!  宫正皇后天寿绵长!  

及愿归天圣祖愿游华藏国海，仙逝天亲最乐九品往生。      

复愿皇风常馥，帝道渊长乃盛，宝座永固，仁德教盖九曲，万国归依，八文等同庆敬。太子、诸王寿长八旬，经主、皇女、嫔妃福增四海，教？监、丞相正德，万庶能受安乐，四方安定，愿土地、五谷如山坚，风调雨顺，天下万物俱丰，法轮常转，佛事重新繁盛，无边众生求真觉到彼岸也。前寻笔墨，何证尽空知事，四界妙远，欲万代知。

略记敬愿时大元国皇庆元年（1312）岁次壬子秋中望日，泊尚慧护译校敬写集。中散大夫同知杭州路总管府使臣舍古，总管府司吏付冬、李陈，中书使检校阿第弥舍底吴列、陈史丕，西北路使司奇罗哥智迷泊哈合，皇使都院勾管做者臣僧那神、大德李，开府仪同三司皇上信使总干、印工勾管做者迦正师臣先比青布哈奉诏印施，总干勾管做者、御史台御史臣杨那力神奉诏印施，都院总干勾管做者、中书知院臣都罗乌如吃勒摩力。

这一发愿文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我们知道，元代先后六次刊印河西字大藏经，参加刊印河西字大藏经的僧人和官员众多，他们是至元年间的一行国师、法师慧宝、鲜卑吃靼尚（鲜卑小狗铁）、鲜卑土清（净）、和尚慧忠。武宗朝大臣净德。仁宗皇庆年间泊尚慧护、舍古、付冬、李陈、阿第弥舍底吴列、陈史丕、奇罗哥智迷泊哈合、僧那征、大德李、迦正师臣先比青布哈、臣杨那力征、臣都罗乌如吃勒摩力等。这些人员之中有的史料有记载，例如一行国师，笔者对一行慧觉国师有详细的考证，可以参见《僧人“慧觉”考略》一文，慧觉（？-1313年）凉州人，俗姓杨，西夏高官的后代，精通显宗和密宗，融会华严圆融之旨，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慧觉作为西北人，先在西北出家，从事佛事活动，修习密乘，后来慕龙川大师之名来到白马寺，修学华严思想，成为一名显密兼修的高僧，为蒙元时期佛经翻译和佛教事业发展等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西夏灭亡后，大量西夏遗民或随蒙古军队作战来到各地，或入朝为官，或从事佛教事业。这些远远不是刊刻一部藏经所需要的全部人员，可能只是一些负责刊经人员，但能充分反映出参加蒙元时期刊印河西字大藏经的人数之众多，也充分说明蒙元时期统治者对于刊印河西字大藏经非常重视，投入人力、物力也是非常之大的。

三、河西字藏经刊刻版本与卷数

上述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除了提供刊印河西字大藏经的人员以外，还反映出蒙元统治者曾多次修造和刊印河西字大藏经，其一，皇初界朝，中界寂澄，上师结合胜弱，修造一藏旧经。其二，至元七年（1270年）开始，统治者令搜集西夏旧版，由一行慧觉负责刊印。其三，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杭州万寿寺经板已刻完，根据需要刊印河西字大藏经千余种。其四，成宗大德六年（1302）夏初，依诏施印十藏。其五，武宗皇帝施印五十藏。其六，仁宗皇庆初年（1312年）八月望日印五十藏。

可见，蒙元曾先后六次修造和刊印河西字大藏经，前两次应该在修造西夏旧版或在旧版基础上重新翻译缺失的经文，后三次刊印的河西字大藏经应是依据杭州路雕版进行刊印的。这也造成了河西字大藏经存在多个版本的情况，既有蒙元收集西夏旧版，校有译无后而刊印版本，也有杭州万寿寺新雕版本。史金波先生曾对国图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文进行翻译，考证此经是在蒙古国太宗窝阔台死后的乃马真称制之时始雕，刊毕于定宗贵由二年，即1242-1247年间版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卷末发愿文记载：

“今释迦已灭，付法传而至于今时，佛法住盛荣者，以此经是。故大界国世界信众施主陈慧高，念此语故，发出大愿，番国旧印板国毁中失，因此施舍净物，令雕新字，乙巳年八月十五日始起，丁未年中刻毕，净纸上得以印施。”

如此说来，蒙元统治者刊印西夏文佛经时间在西夏灭亡十几年以后就开始了，与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所记“至元七年（1270），化身一行国师，广发佛事，校有译无，俱使宝意如度，印制三藏新经”所反映内容基本一致。我们查阅出版的国图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版本，可以发现，没有千字文函号，每行16字，可以判断此经不是入藏佛经，属于私刻本或寺院藏本。

西夏文《添品妙法莲华经》（卷二）（B11•055[1•17]），西夏文题款为“当今皇帝御译，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御译，正宫皇后御译” ，尾题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汉译，奉当今皇帝诏重校正”。 “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是元武宗和仁宗的母亲，《添品妙法莲华经》为武宗或仁宗时印制。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每折页6行，行16字，上下单栏）虽为元代刊刻，其版本与我们知道现存杭州大万寿寺版本（每折页6行，行17字，上下双栏）遗存佛经的版本并不完全一致，国图藏元代西夏文佛经真实地展示出元代刻印西夏文经的不同形制。除此以外，根据遗存的俄藏黑水城、英藏黑水城和中国藏西夏文佛经等判断，西夏时期也应雕印过西夏文大藏经，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很难在一篇文章中做详细论述，且与本论题相差较远，在此不做论述和研究。

那么元刊河西字大藏经到底始于何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记载：“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板。”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去世，其孙铁木耳即位，是为成宗，成宗即位之初就罢停河西藏经板，这足以说明在忽必烈时期存在雕刻河西字大藏经的行为，由宣政院具体负责。而在国图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有“至元三十（1293）万寿寺中印刻所需千种，施财万秩之多”的记载，可见，刊刻河西字大藏经应该始于忽必烈时期，属于官方行为，刊印地点在杭州万寿寺。但忽必烈时期雕板并没有刻完，所以在忽必烈去世前一年只刊印所需千种。成宗即位后停止了这项事业，至于什么原因没有记载，我们推测可能与杨琏真伽失宠有一定关系。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五月壬午，罢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秋七月庚辰，中书省臣言：“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本皆编民，自杨总摄冒入寺籍，宜加厘正。”成宗罢河西字雕板后不久，又恢复了刻板，国图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所记到成宗大德六年（1302）夏初，雕刊完毕，下诏施印十藏。可见，成宗恢复刊印河西藏经的事迹在不同佛经题记都有所记。成宗在位期间，还不止一次刊印河西字大藏经，致使不同佛经题记对刊印经典的数量记载存在一定差异。《碛砂藏》“何”字函《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大德十一年）、“遵”字函《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大德十年）记载为“八十余藏”，“践”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大德六年）记载为“三十余藏”。成宗大德共十一年，时间越往后，记载刊印的数量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