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的梵语叫做Vindhyavana，是僧侣聚集与修道的场所，亦通常指禅宗寺院而言，所以有时候也叫做禅林。中国的禅宗从曹溪慧能后四传至于怀海，百余年间禅徒只以道相授受，多岩居穴处，或寄住律宗寺院。到了唐代贞元、元和年间（785－806年）禅宗日盛，宗匠常聚徒多人于一处，修禅办道。江西奉新百丈山怀海以禅众聚处，尊卑不分，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制，于是折衷大小乘经律，创意别立禅居，此即丛林之始。丛林的意义，旧说是取喻草木之不乱生乱长，表示其中有规矩法度。　

从唐朝到清朝中叶，中国的经济社会稳定的安定因素是来自禅门丛林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集体生产集体耕作，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不断扩大寺院的规模，致使佛教各宗派与佛学在中国历史上刻画下了深刻的影响。宋代开国以后，宋儒理学家们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受到禅宗的影响，而且还以此为依托建立自己理学的门庭。甚至在讲学风格、书院规范、人格教育上等方面，无一不受丛林制度与禅宗精神思想的影响。甚至于唐宋以来，帝王朝廷的经筵侍讲与侍读等职位的制度，也是受到佛教开堂说法制度的影响。所以禅宗丛林制度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关系。宋代的禅文化能够得到延续能够得到发展进而走向成熟，从而影响到天子以致庶人，因为他背后必须有经济的动力，这是和现代的文明一样的。真正的丛林生活绝对是事事讲平等，事事有规矩，由一日而至千百年，由管理自己的身心开始，并及大众，都是循规蹈矩，至于详细细则，更不止此。所以宋代大儒伊川先生程颐，在慕名参观了禅门丛林风俗纯化，井然有序的僧众生活后，出而感慨曰：“三代礼乐，尽在于此矣！”　

佛教的真正中国化：应时而生的禅门丛林制度　

“农禅并重”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按照印度佛教的传统，僧尼是属于不生产的消费阶层，生活依靠民众的布施，比丘以托钵乞食维生。东晋时沙门“安置四宅、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都是被禁止的。但是托钵乞食的生活十分不安定，而依赖檀越布施也具有很大的依附性。随着僧尼人数的增多，国家财政发生困难，加之度僧的泛滥造成僧众总体素质的低下，大量的僧尼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以马祖和弟子百丈为代表的祖师大德以戒律精神为基点，从大乘菩萨戒的无相戒出发，将修道贯穿于生产劳动，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农耕与修禅的矛盾，摄戒归禅，制定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佛教制度，于是，僧尼便由不事生产变为重视生产劳动。到唐代中期生产劳动已是禅林常课，祖师大德开辟山林所创造的农禅合一的僧伽经济已成为稳定的制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也由百丈禅师的倡导而成为中国丛林的千古名训，从而使农禅并重作为佛门的优良传统而得以确立。这标志着禅宗僧团在经济上已经独立，并摆脱了檀越依附制度的困惑。同时，随着禅宗的发展，许多中心寺院逐渐转移到深山偏远地区，随着供养的减少寺院经济已经入不敷出，再加上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的影响，僧团自己从事生产劳动，也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从魏晋一直到隋，中国佛教一直受着印度佛教制度的影响，从中叶盛唐以降，马祖和弟子百丈禅师最终确立丛林制度后，中国佛教制度和僧侣生活才算是真正为之大变。所以说百丈禅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改革家，今天之所以有佛教佛法能够流传，最大功臣就是百丈禅师和他的师父马祖，正是他们师徒二人确立了丛林制度，建立了禅堂，设立了百丈清规。所以师徒二人的巨大贡献在禅宗发展史上可以担当起“不朽”两个字。　

当时的百丈禅师，会下有四五百人。四五百人跟着他修道。规矩严得很。他老人家自己领头做工出工，身体力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丛林制度和百丈清规不但是农禅的起源，更是中国禅宗的生存命脉所系。禅门内大家自动自发，共有共享，同甘苦，共患难。任何事情花甲之年的百丈禅师都要带头先做，弟子们看不下去，劝他老人家不要做，让弟子们代劳。他不同意，还是带头劳作。后来徒弟们把他的工具藏起来了，不让他做工，不让他种田。他就一天不吃饭。一日不作，我就不吃。徒弟们不得不赶紧把工具拿出来。他老人家又跟大家一起干活了。我们说到百丈的故事，主要就是要介绍百丈那种毅然决然的创新精神。丛林就是一种革新，一种创造。　

丛林制度，最初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和寮舍。住持就是一众之主，做主持的都是佛法精深的杰出人才，所以都尊为长老，所住的地方叫方丈，这个后来也成了他们的称呼了。主持是不立佛殿的，以法堂取代佛殿。一个寺院无论它的禅众有多少人，都要归到禅堂里面，按先后次序，给他们安排。然后就是集体劳动，无论上下，都得参加生产劳动以自给。这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故事的原创。百丈禅师设置丛林制度之前，寺院的首脑被称作三纲，不是我们说的三纲五常的三纲，而是三个头目，即上座、寺主、维那，都是领导大众维持纲纪的职僧。其中最尊贵的是上座，都是年德俱高的人物，全是经过朝廷任命的。寺主是寺院里面的管事，维那是梵语，“次第”的意思，就是寺主的副手。而在丛林里面，则有首座、殿主、藏主、庄主、典座、维那、监院、侍者等各种不同的职位。但都是各司其职，只有职位不同，没有高下的分别了。　

百丈怀海以农入禅，农禅并举，农禅合一，这种把农业劳动与禅结合起来的禅法，集中体现了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禅僧的佛教社会主义理想和生活方式。这也是禅宗这个中国化的佛教的必然发展道路。正是由于农民的世俗生产方式被纳入禅法，禅宗进一步世俗化，才最终强化了禅宗的生存能力。农禅制度的发轫与兴盛，决不是我们后人想象的那样：一班僧人禅堂参禅参累了，扛去锄头在寺院后的山坡上开荒种点菜种点田，调剂下心情调剂下生活的浪漫田园做派。据史料记载，丛林制度兴盛时，一个寺院为中心的农禅集体部落通常可以养活500到2000僧人，这里有僧人自己年复一年开垦的一望无际的农田和菜田，禅院下有庄园，庄园有地产林产，有日用农料集市有经营，有药局布局，有磨坊油坊，当年多余的农产品可以深加工后与外界作生意，也可以储藏到来年，或者可以流通，各庄园有帐目有明细，总禅院有报表有汇总有总帐。以上作业生产以庄园为单位，由总禅院派挑选的僧人管理打点，每到月底由总院方丈主持一月一次的生产经营讨论会，内容就是禅院各个庄园的收益与全部财务明细，以及人事任命与下一步的农事生产与禅事安排。　

“农禅并重”的集体经济制度在禅宗丛林中一经实施就取得了成功，使得禅宗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可见当时的僧人所受中国社会小农经济影响之深，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从印度传来的原始佛教的寺院经济模式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禅宗僧人这种“农禅”制度符合了中国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所以广受大众的推崇。其实在百丈怀海建立丛林之前，禅宗就开始有寄名禅院，那种“别立禅居”，或住岩洞，或自结茅庐。禅宗由以往佛教的外在修持彻底转变为注重内在省悟，而且从某些方面减少外界攻击佛教和佛教徒的借口。这种“农禅双修”为禅宗争得了生存权，进而取得了发展权。如果说是六祖惠能在内在义理上给了佛教中国化和禅宗发展的可能，那么是百丈禅师在外在给了佛教进一步中国化和落地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　

农禅合一：中国由来已久的自力更生精神的体现　

印度僧侣制度是不事生产的，而且不能生产不蓄衣钵，类似于我们说的原始共产主义。僧侣们沿门托钵接受百姓大众供养，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寄生群体。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使他们专注修行，但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永远看不起乞丐，这种近似于不劳而获的行为一贯被国人所鄙视。孟子曾经说过一个乞丐的故事：齐国有一个人，家有一妻，丈夫每次出门，必定是吃得饱饱喝得醉醺醺回家。他妻子问他一道吃喝的是些什么人，他说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但妻子却心生怀疑，因为她从来没见到什么有钱有势的人物到家里面来过，所以她打算悄悄地看看他到底去些什么地方。于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尾随在丈夫的后面，走遍全城，却没有看到一个人站下来和她丈夫说话。最后她丈夫走到了东郊的墓地，向祭扫坟墓的人要些剩余的祭品吃；不够又东张西望地到别处去乞讨。妻子看到这一切感觉是莫大的耻辱，回到家中失声痛哭。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国人这里不劳而获的行为是被鄙视的。从这一点来说，有些人认为中国人天生是苦力，这是不对的。中国人天生的精神是自力更生，战天斗地，丰衣足食。中国人是敢骂天的民族啊，从《诗经》以来，从孔子以来，我们都是自力更生的，我们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我们耻于乞怜，我们耻于享受，我们必须要付出劳动。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而禅宗在看到印度佛教的寄生方式无法在东土生存后，于是恰恰就把这个自力更生的精神拿过来了，百丈率先打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农禅旗号，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