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印度求法取经的高僧，其唯一的著作《法显传》是研究5世纪初印度社会最真实的记载。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对于法显与弥勒信仰的种种关系以及法显本人的宗教信仰世界，几乎没有专门的探讨。本文试图通过法显对当时印度社会弥勒信仰流布的记载，及其从印度带回的龙华图，以及法显与信受弥勒信仰的中印僧人的交往，来探讨5世纪时中印弥勒信仰的发展概貌以及法显本人的弥勒信仰状况。本文经七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评审，被评选为首届中华佛教宗风论坛美文征集获奖作品。现摘录部分与广大网友分享。
法显（约342-423）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陆路出发海路回国到印度求法取经的高僧，回国时他带回了许多佛经图籍，并“竹帛疏其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将西行游历写成《法显传》（又名《佛国记》）。法显其人其书以及他翻译的经典，在中印佛教文化交往史上、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19世纪以来的，中外学界对法显的研究就持续不断，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这从王邦维先生的《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一文的梳理分析可见一斑。但遗憾的是，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对于法显与弥勒信仰的种种关系以及法显本人的宗教信仰世界，几乎没有专门的探讨。本文试图通过法显对当时印度社会弥勒信仰流布的记载，及其从印度带回的龙华图，以及法显与信受弥勒信仰的中印僧人的交往，来探讨5世纪时中印弥勒信仰的发展概貌以及法显本人的弥勒信仰状况。
一、《法显传》记录的弥勒信仰
法显唯一的著作就是他的《法显传》，该书详细记载了他在印度游历的种种见闻，作为求法取经的僧人，对印度社会的佛教信仰状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记述了诸如佛寺规模、佛经流传、大小乘佛教分布以及佛菩萨信仰的流播等等。就5世纪印度社会佛教的佛菩萨信仰而言，法显记录弥勒信仰的地方最多，检索《法显传》可以发现，一共提到弥勒8次，观世音3次，文殊2次，但是却一次也没有提到阿弥陀之名。《法显传》中对于印度弥勒信仰的见闻记述，包括了法显在北印度陀历国所见的弥勒巨像，在狮子国听天竺道人口颂弥勒经典以及佛钵移动与弥勒信仰的传说等，为我们勾勒了5世纪印度社会的弥勒信仰概貌。
我们首先来看看陀历弥勒像与弥勒信仰的问题。陀历国是法显到达北天竺的第一个国家，就在这里他见到了木刻弥勒像。此像今已不存，除《法显传》有记载外，还见于梁宝唱《名僧传》4中宝云和法盛的传记中，也见于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这些传、记中，对陀历弥勒像及弥勒信仰的记录最早的是法显。
关于陀历弥勒像，到底是弥勒佛像还是弥勒菩萨像？从法显的记载看是十分明确的弥勒菩萨像，不论是说罗汉以神通力上兜率观弥勒容貌，还是说刻木作像以及弥勒承继释迦正法，都是明确指称弥勒菩萨，而不言及弥勒佛或弥勒佛像。这从玄奘记述的“达丽罗川中大伽蓝侧有刻木慈氏菩萨像”可以得到印证。
关于陀历弥勒像建造的现实动机，显示出弥勒信仰对佛法的传播关系重大。一是从纵向看，弥勒承继释迦正法，二是从横向看，弥勒像立，佛法向东方传播。这就是“彼土人”自古相传的“自立弥勒菩萨像后，便有天竺沙门赍经律过此河者”，法显在“访问彼土人”后慨叹 “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弥勒大士继轨释迦，孰能令三宝宣通、边人识法”中，亦即玄奘所认为的“自有此像，法流东派”。另外，陀历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应当注意的，陀历一方面位于印度最北端最边远的深山之中，属于印度佛法传播比较薄弱的边地，同时也处于连接印度与中国的大道上。陀历弥勒像的建立，意味着佛教从这里传播到东方世界，寄托着佛法延续与传播的期望。
陀历的弥勒像及其传说以及当地“诸国王竞相供养”的情形，一定给初到北印度的法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法显游历到狮子国，对天竺道人在高座诵经，却无经本，只是“心口诵耳”的弥勒传说更是兴趣盎然。这从他详细记述诵经内容以及要求道人写下经本可见一斑。从法显传述的内容看，这个“心口诵耳”的弥勒传说主要是讲佛钵与弥勒有密切的关系。
法显赴印求法，不仅亲见弥勒像，亦亲闻传诵弥勒经，二者显示的共同特点就是弥勒信仰与释迦佛法的继承与传布关系重大，想必法显也是感同身受，但法显是否由此确立起对弥勒信仰的信奉，尚难确定。
二、法显带回的龙华图与弥勒信仰
《法显传》为后世留下了法显在印度所见所闻的弥勒信仰及其传说，那么法显有没有带回关于弥勒的经卷与图像呢？从《法显传》的记述看，法显曾经试图写下天竺道人口诵的弥勒经，但未果；法显回国携带回的经像中也未明确标示有与弥勒相关的经像。由于法显的生平活动除了《法显传》外少有记载，我们很难一一探究。但是晚于法显半个多世纪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一条记载，却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法显传播弥勒信仰于中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水经.泗水注》记载：
又东南过彭城东北，泗水西有龙华寺，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域，浮海东还，持龙华图，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陆东巷堪中，其石尚光洁可爱。[11]
显然，法显“持龙华图，首创此制”是发生在法显刚回国之时。法显“浮海东还”，义熙八年（412）在长广郡界牢山（崂山）登陆回国，《法显传》对其登陆之事有载，说：
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闻已，商人欢喜，即乞其财物，遣人往长广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闻有沙门持经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将人从来至海边，迎接经像，归至郡治。商人于是还向扬州。到青州请法显一冬一夏5。夏坐讫，法显远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
可见，法显回国的第一站就是青州，受到长广郡“敬信佛法”太守李嶷的款待，刘沇请他留下过一冬一夏。但是《法显传》没有记载他停留青州时的其他活动，倒是晚于法显但亲自到过青州的郦道元留下了法显足迹至彭城并持图建寺的记载。
法显从印度携回的龙华图到底是个怎样的图像与形制？却语焉不详。宿白先生认为此龙华图“即绘弥勒于龙华园华林树下成道之像”。饶宗颐先生认为“在北方鸠摩罗什早已译有关弥勒佛经，渲染成空中两大宝华，龙王作众技乐，口中吐华，毛孔雨华，以供养佛的庄严神话。想象法显从西方携来的龙华图，必定描绘这一理想景象。”二位先生之说当不谬，翻检经藏，龙华、龙华会之名无一不与弥勒下生信仰相关，但是笔者认为这个龙华图除了表达关于弥勒下生信仰的相关内容外，应当还是关于印度僧伽蓝的建造设计图。以弥勒龙华树下成道为主题的寺院建制，是当时中国所没有的，是法显带回的一个新鲜事物，所以郦道元才会如此确定的说“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也”。
三、法显友人的弥勒信仰
法显的僧侣友人中，今天能够考见的弥勒信仰者至少有3人，他们中不仅有中国僧人，也有来自印度的僧侣。《法显传》云：“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迹长安，度陇至干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至褥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在这些与法显同行或相遇的人中，有明确记载信受弥勒信仰的是宝云和智严。《名僧传抄》“宝云”条载：“云于像下，箅诚启忏五十日，夜见神光照烛，晈然如曙，观者盈路。彼诸宿德沙门，并云灵辉数见。”宝云在陀历至诚礼拜弥勒大像五十日，从“观者盈路”、“灵辉数见”，可见宝云弥勒信仰之至诚，其礼拜启忏定是十分盛大与轰动。虽然法显没有记载是否和宝云一道巡礼陀历弥勒像，《名僧传抄》也只讲到宝云“与智严法显发轸，是同游造各异”，但是从宝云启忏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想必法显一定是知道的。
从法显友人中的弥勒信仰状况看，他们中的上生信仰不是一期生命结束之后的信仰归宿，而是禅定与弥勒信仰的结合，是暂致兜率礼敬弥勒决疑等，这与之前道安（312-385）的弥勒信仰并无二致，是延续了4世纪的弥勒决疑的信仰方式。但是弥勒下生信仰的奉行，结合前面论及的法显和宝云对陀历弥勒像的见闻以及法显带回龙华图的情形来看，确实是5世纪印度弥勒信仰传播中国的新事物。
在中国佛教史上，法显以远赴天竺、寻求经律、传布毗昙、推动涅槃佛性学说的大兴等贡献而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说这是突出了法显佛教学学术地位的话，那么本文通过梳理法显与弥勒信仰的种种关联，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法显对佛教宗教信仰实践的积极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