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瓢居士：海岸孤绝处（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从短姑道头右行，沿海岸一路迤逦而下，花木扶疏，径深石雅，过了大观桥，峰回路转，便赫然是“南天门”了。门并不大，两石对峙，一石逼仄其上，仅容二人侧身而行——不过，如此倒是恰到妙处，穿门而入，眼前一派大明，更显得豁然开朗。
这是一个宽广的平台，高距岩崖之巅，下视，怪石嶙峋，惊涛拍岸，远眺，海天茫茫，星帆点点，伫步其上，天风刚烈，衣袂狂舞，想来，陈子昂若是有缘至此，也必会独怆然而涕下吧。平台旁更耸一巨石，上书“海岸孤绝处”，意态纵横，睥睨四方，诚为点睛之语。落款曰“庚申季夏希古居士题”。居士其人，今已不得而知，这“海岸孤绝处”却是大有出处。据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被后人推崇为普陀山禅宗始祖的真歇清了禅师，泛舟普陀，筑庵于山，题额即“海岸孤绝处”。也许，这位鼎鼎大名的曹洞宗禅师，当年就是筑庵于此吧。
可惜，事实上并非其然。
普陀山现存最早的山志，是元代盛熙明所著之《补陀洛迦山传》。依其所述，当年真歇禅师的小庵，其实是筑在普济寺东北角的无畏石后！乘兴寻访，春寒瑟瑟之余，却只见敛羽缩喙的鸟儿，茫然不知所措地跃动在深草荒榛之间，斜阳残照，薄烟袅袅，不远处的人家的房屋，都停了喧哗，无语凝立，恍忽之中，连一旁“峻不可陟”的无畏石，似乎也有些沉闷得令人窒息了——相较于南天门的孤悬碧海，迥出群岩，这里，实在是算不上“孤”，也称不上“绝”。然而，“海岸孤绝处”就是在这里！
据说，有宋一代徽宗赵佶可谓是最荒唐的皇帝。比如说，他与名妓李师师打情骂俏之际，竟还游刃有余地生下了三十一个儿子，三十四个女儿，创下中国历代帝王之最。再比如说，他信仰道教，于是默默无闻了800年的关羽，就时来运转地被他连升三级：由“公”而“君”，再“义勇武安王”了。至于他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并异想天开地在宣和元年（1119）下诏，改佛为“金仙”，菩萨为“大士”，并令僧人改宗道教等等，我们只能说：凭他如此旺盛的利比多和如此狂热的神经，难怪他书画格外之好！当然，也难怪八年之后，北宋王朝就垮了台！
宋徽宗并不是个做皇帝的料！
当宋徽宗在宗教政策上瞎折腾的时候，真歇禅师于宣和四年继任真州（今扬州仪征）长芦寺住持。虽说是受命于佛教危亡之秋，但真歇禅师显然是深具大家手眼，甫一就任，即将力倡“默照禅”的同门师弟宏智正觉请至门下，兄弟协理，法务日隆，长芦门庭一时竟达千人之盛！可见，真歇、正觉兄弟并称曹洞大佬，确非浪得虚名。无奈好景不长，先是正觉于宣和六年到泗州普照寺弘法，接着两年后“靖康之耻”，宋徽宗被俘至北方，其第九子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鼠奔狼窜到杭州，组建了南宋小朝廷，真州终于完全沦为宋金杀伐征战之地。铁骑奔突，哀嚎遍野，长芦的法筵讲席，已闻不得那清磬一声了！
道不行，真歇禅师只有浮槎于海。
真歇禅师的确是到了普陀山，然而却不是广为人知的南宋绍兴元年（1131）——绍兴元年的说法，由元代的盛熙明首提，其后的山志不过是因袭旧说罢了。而稍一纵览宏智正觉所著的《真歇了禅师塔铭》，便可发现，真歇禅师的普陀之行，其实是在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正觉是真歇的同门师弟，塔铭又是在真歇圆寂后的第五年，即绍兴二十六年（1156）所作，其中所述，当为信证。清初自融所撰的《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也同样持“建炎二年”的说法。只是不知为何，这些佐证后人却往往予以忽略。
建炎二年，是赵构跑到杭州称帝苟安的第二年，也是宋金争战更为惨烈的一年。在这一年，真歇禅师只身涉海，卓锡无畏石前，恐怕，这更能让人解悟到其内心深处的“孤绝”！薄暮时分，荒林衰草里，似乎仍可依稀目睹到真歇禅师欣长而削瘦的身影，形影相吊在枯枝败叶间，那踯躅沉重的脚步，徘徊的，许是国破家亡、佛法难弘的孤愤吧，那一次次眺望，一声声长叹，也许，奔涌的，还有对收复故土的渴望？抑或，对夜夜笙歌、不思进取的当朝难以言喻的绝望？
无畏石，石无畏，也无言。倘若石有言，想必也定会给后人讲述，当年真歇禅师栖真参禅的心底，依然还激荡着驶向故园的如叶行舟……
“海岸孤绝处”，早在明末就庵毁墙圮了，旧址仅留一石，名“真歇石”，尚堪今人聊慰。无畏石巅，据传有真歇禅师的衣钵塔在，只可怜光阴倏忽，如今也全抛给孤帆远影，淹没于后人无尽的长叹中——说后人长叹，其实也并不尽然。时人论真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赞叹，赞叹真歇禅师对普陀山的功德“孤绝”：一者“易律为禅”，二者迁普陀山居民出山，化普陀为“佛国净土”。
这倒真叫人长叹不已了！
考之《真歇了禅师塔铭》与《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前者只言“海山七百余家，一闻教音，俱弃渔业，计日活千万亿命。”后者仅讲“引导海山，七百余家皆弃网业。”这分明是说，在真歇禅师的教化下，普陀山渔民皈信了佛教，放下渔网，不再杀生了，哪里有迁民出山之说呢？称其化普陀为“佛国净土”尚可，但“净土”并不需居民离山。当年智者大师演教天台，也不过使“合境渔人，改恶从善，好生去杀”，并未移民。设若再寻之那本最早的《补陀洛迦山传》，于此普陀山重大史事，竟是无一语可及！真不知“移民”之义从何谈起！也许是受“俱弃”、“皆弃”的误会吧。至于“易律为禅”，《补陀洛迦山传》称是“郡请于朝，易律为禅”，但前二者对此均不见载，这未免又太不合情理。审之再三，却发现天台山志书中有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下诏国清寺“易教为禅”之说，而宏智正觉又提到，其年五月真歇禅师曾受“天台国清寺三请三辞”，不难想象，虽然在这一年真歇禅师业已离开普陀山，而且也再未回去过，但这并不会妨碍后人们触类旁通、移花接木——所谓“易律为禅”，附会罢了。
谁让他是赫赫有名的大宗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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