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应县释迦塔全景（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释迦塔第二层佛塑像（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释迦塔第六层外槽结构（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在山西省应县城内西北隅，为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遗构，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塔通高67.31米，五层六檐，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檐覆盖筒、板瓦，平面呈八角形，底层直径30.27米，是国内现存古代建筑中最古最高的木构塔式建筑，亦系世界木构建筑中罕见的珍品。
木塔台基高4米，分两层叠涩砌筑，均用石块垒砌。下层为方形，每面各出月台一方；上层依塔身筑作八角，东、西、南三面亦各出月台一方，南面台基两侧有石阶可转折而上，台基和月台各转角处均置角石，其上圆雕卧狮凡17躯，姿态不同，手法古仆，均为辽代原物。塔身为楼阁式，整体构架全用木建，处处体现了辽代特色。构架作“叉柱造”式，层层立柱，上层柱插入下层柱头枋上，用梁、枋、斗拱逐层向上叠架而成。塔内各层均有木梯可供攀登。底层较高，内外两槽立柱，环列24根，组成双层套筒式结构，柱头之间施栏额和普拍枋。框架之间使用草袱和明袱拉结，将柱网联成一个整体，近似现代建筑所用之圈梁，具有很强的抗震性能。塔底部环廊，柱脚之间有地等水平构件，内、外槽之间以梁枋相连接，使双层套筒紧密结合。内外两槽于南、北向明间辟门，余皆筑以厚壁。南向门道由檐柱伸向廊柱，板门安装在廊柱上，两侧筑以立壁，犹如塔身凸出之龟须座。二层以上均置矮柱，构成平座。平座外沿为环形游廊，层间平座外设暗层一级，明、暗合计塔身实为九层。外观五层，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梁架，内槽圈柱实际上是中心柱的扩大。明层梁枋规整，结构精巧；暗层木柱纵横支撑，形成各种框架，以加强荷载能力，稳固塔身。塔上斗拱使用在各个不同部位：柱头、补间有之，平座、梁架中亦有之，成为整个木塔承载结构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斗拱凡240组，其结构和形状多达54种，可谓集中国古代建筑斗拱之大成。塔底层为重檐，以上各层俱为单檐，顶部为八角攒尖式，翼角翘起甚微，出檐深远，且平缓舒展。檐上屋脊甚短，以砖砌仰莲两层为基座，上置12米高之铁质塔刹。塔刹由仰莲、覆钵、项轮、露盘、火焰、仰月、宝瓶、宝珠等组成，制做精细，与塔身形体十分谐调。仰月下用八条铁链加固，分别系于各檐角垂脊末端。
木塔体形庞大，巍峨壮丽，逐层递收，轮廓秀美，塔檐两端微向上翘，结构奇巧。站在塔下仰视，斗拱朵朵若百尺莲开，塔刹高耸直插云天，正所谓“远看擎天柱，近视百尺莲”。高达67.31米的木塔总重量逾7430吨，底层每根檐柱平均净负荷逾90吨。木塔历经940多年的风雨侵袭，多次地震的摇撼，“金、元迄明大震凡七，而塔历数震，屹然耸立”（《应州志》），以及民国年间军阀混战中数百发炮弹的轰击，仍巍峨挺拔，令人称奇。
塔内明层均有塑像，其配置有别于寺院，以适应次第观瞻。底层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上，高约11米，面型丰满，高大肃穆，比例适度，神态端庄慈祥，身着袈裟，前衣襟呈水波状，正襟危坐，前胸裸露，左手前伸而手指微向下垂，右手半举而拇指与无名指屈作环形，手势为“说法印”。莲座下八尊力士塑像自身着盔甲，肌肉隆起，筋骨外露，比例适度而略显夸张，富有活力。内槽壁面六尊如来和十二躯飞天画像色彩鲜艳，活泼丰满，姿态优美，神采奕奕，乃画中少见之佳作。释迦佛塑像顶部置顶式平棋、藻井，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南门两侧各绘金刚像一尊，形态威武凶猛，气势逼人。其余弟子、天王和供养人像等绘制皆精，亦为佳作。二层方形佛坛上置一佛、二菩萨、二胁侍，三层八角形佛坛上置四方佛，四层方形佛坛上置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五层方形佛坛上置毗卢遮那佛，周设八大菩萨。这些塑像除底层释迦佛辽、金时代风格仍很鲜明外，余皆屡经后世重妆，已失去原有风貌。
自木塔问世以来，近千年内前往观瞻、礼拜者不可胜计，因留下许多牌匾、墨宝。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北征时所书“峻极神工”巨匾悬挂在第五层南面，明武宗朱厚照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登塔宴赏时所书“天下奇观”巨匾则悬挂在第四层南面。第三层南面的“释迦塔”三字巨匾不仅题额笔法古朴道劲，而且其榜题详细记载了木塔创建和修葺的全过程，乃考证木塔建造沿革之珍贵资料。木塔上的楹联引人瞩目，如：“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一柱，乘风步月万家烟火接层霄”（二层南门）、“高接恒峰云在槛，遥临桑渡水围城”（二层东门）、“俯瞩桑干滚滚波涛萦似带，遥临恒岳苍苍岫嶂屹如屏”（三层南门）、“放眼欲穷千里界，抠衣试上六层来”（三层东门）、“点透云霞西望雁门丹岫小，玲珑侵碧汉南瞻龙首翠峰低”（四层南门）、“严如月窟同登眺，恍有天梯许共攀”（四层东门），诗情横溢，文采飞扬，耐人寻味。
1974年整修塔内塑像时发现了一批辽代刻经、写经和木板套色绢质佛像画等珍贵文物，其中的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刻经与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契丹藏为海内外稀有之孤本。这些发现填补了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空白，对进一步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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