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天祥：坛经实现了中国禅学大众化

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麻天祥（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为纪念为我国佛教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生活禅”倡导人净慧长老，2013年9月12日，北京大学宗教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净慧长老与生活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四十余位佛教学者齐聚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会议厅，研讨净慧长老的佛学思想以及当代佛教的新面貌。研讨会期间，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麻天祥发表了题为《禅与禅学——从净慧大和尚的“三化说”谈起》的论文，详细阐述了“禅”的原始含义，及其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论文节选如下：

禅的大众化，就是中国化佛教的大众化，在思想内容上，实在是庄老思想的大众化。其发端亦如净慧所说在黄梅，在慧能之《坛经》。《坛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已经中国化的禅的思想。无论在理论，还是心性实践，目的或者方法，强调于一切时中，在行住坐卧中实现禅的创造性思维，把深奥难解的庄老哲理，一变而为简洁明快的语言，借助担水劈柴、吃饭睡觉之类的方法，使之在社会各阶层不胫而走。同时，倾心成佛的超越追求，也变成了实现“吃饭睡觉拉屎”的普通人的自我完善。简单地说就是思想语言的大众化，和见性成佛的普遍性。因此可以说《坛经》不仅完成了中国禅宗思想的建设，而且也推动并实现了中国禅学的大众化。

关于禅宗思想的发端，禅宗思想的真正创始人，尽管有东山、慧能、神会等不同说法，对禅宗思想也有各种不同的诠释，但是，以《坛经》为禅宗的根本经典，即禅宗思想本源，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禅宗的基本理论，是没有异议的。

《坛经》是记录慧能生平与思想的著作，集中表述的是离相、离念、见性成佛。《坛经》的作者，通常题慧能，虽然有胡适的神会说，但没有充分的证据改变慧能作为作者的事实。当然也不否认，《坛经》是在慧能去世后，由他的弟子们汇集编撰而成，并且在禅宗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增益。由中国人撰述的佛教著作，惟有此书以“经”名之，足以看出《坛经》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自唐以来，后人对《坛经》不断增益，对慧能生平事迹的叙述，晚期版本的故事情节，明显比早期版本丰富得多，也更具传奇色彩。

虽然是故事，但不像其它僧传、灯录，叙事多怪异神通，其中略带传奇色彩也不为过，应当视为符合真实的口述历史。其中“见性成佛”的超越追求，离相离念的思维方式，既符契佛家觉悟之说，也表现了兼取庄老的禅宗思想的特点。其中口语、方言的应用，简洁明快，深入浅出，易懂易记，明显是面向大众而有所斟酌的时文和通俗理论之作。

透过《坛经》故事，考察其中透露出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曰“见性成佛”。这一理论简单明了，易懂易记，而且雅俗共赏。平民百姓不因它雅而深奥敬而远之，士人官绅也不因其俗而简洁不屑一顾，原因就在它既是贴近生活的通俗说教，又是思深义密，情理交融的玄奥思辨。《坛经》和禅宗思想如是而已。不过，成佛的追求和见性的要求，其实是佛法的普遍性，至于如何见性，那才是禅宗思想的独特风格。

第一，何以“见性成佛”？其立论也是建立在道家自然主义的基础之上，即所谓“性本清净”。性本清净、性自明觉，所以觉悟不在于向外追求，只要反求诸己，识得自性，还得本心，便是觉悟。换句话说，就是要认识自我。见性成佛之论也就立了起来。《坛经》中几乎无处不强调这一根本宗旨建立的依据。都在于告诉人们自性本来清净，只要反观自心，就能够“即时豁然”而“顿现真如本性”。即所谓“识心见性，自成佛道”。这种基于自然主义的还本之说，是禅宗思想的第一个显著特征。

第二，基于上述“见性成佛”的还本思想，《坛经》对佛教的基本理论，予以大胆的革新。它把外在的佛变成了心内佛，把向外觉悟大千世界的外在超越，变成向内反求诸心的内在超越。这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心性学说对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进行的一次革命。最能体现这一特点是“自心三皈依”和“唯心净土”。

佛教原本有佛、法、僧三皈依之说，这原本是用来规范佛教徒的制度和原则。《坛经》却打破了这一成法，提出“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用觉、正、净三个无相的心性学说中的范畴，取代了佛、法、僧三个有相的存在，因此也就不再是皈依佛，皈依法、归依僧的律仪规制，而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的内在道德要求。从本质上看，就是皈依本自觉悟、纯正、清净的自心。至此，佛家的义理已经无痕换骨了。

另一方面，自庐山慧远结社念佛，以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便形成了以彼岸净土为指归的净土法门，既主张口念弥陀，又强调入定安心。道生虽提出“佛无净土”之说予以矫正，但外在有形之净土仍然受到善男信女们的欢迎。慧能一则基于“性本清净”的自然之理，又受道生“佛无净土”之说的影响，以“唯心净土”取代了西方极乐净土，这也是对虚幻的说教和彼岸往生的寄托的大胆的革命。

《坛经》特别指出“于一切时中，行、往、坐、卧，常行直心”，“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慧能为人说法时更进一步说明，净土不在西方而在自心，自心清净，即得净土，自心不净，无论如何念佛，也是没有用的。像“自心三皈依”一样，“唯心净土”之说也是禅宗思想实现内在超越的结晶。

第三，从原始佛教的教义来看，以重重因果而说“缘生”之义，即所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此，它是否定本体存在的。但是，禅宗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本体论的影响，特别是《庄子》齐物论的影响，由强烈的主体意识进而演化为绝对自心、自性本体。于是，无本体的佛学一变而为心性本体的禅宗思想。“从自我意识到独立的主体，从独立的主体到绝对的本体，这是隋唐佛学的一般思辨结构。通过自我意识的反观来证悟本体……这一本体即是自我意识的‘心源’，这条道路在早期禅宗中就已开辟出来。”这段话用来说明禅宗思想的思辨结构则是非常中肯的，如果早期禅宗指的是僧肇等老庄化或者说玄学化的佛学的话，对于理解禅宗思想中本体论的特点，也就如汤沃雪了。

毫无疑问，禅宗思想本体观念的确立，是建立在僧肇本体无相，超于有无，即体即用的否定思维的基础之上，当然也难免直接受庄子齐是非、齐生死、齐物我、齐彼此的相对主义的影响。既然是本体，也就是唯一的，因而也是无对的；本体无相，也就是超越有无二元对立的，因此就应当“离相”。无对，离相，便是超越有无等一切二元对立的否定性思维，也就是禅宗思想的本质精神。

《坛经》记述，慧能返归岭南，与当地官绅、道、俗传法，在谈到即定即慧时，便要求要“离四相”，即离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之四相。以后，他又进一步把这一无对、离相的理论具体化为三十六对说法。

上述有一些虽然还不能算严格的“对”，而且列举这些也不能把世界种种现象包容净尽，但他的意思就是要申明以此对法，“解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出外，于相离相，入内，于空离空”，“于一切法上无住”，“于一切境上不染”。总之一句话，就是不着两边，超越有“对”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于相而离相”，“于念而不念”。

慧能《坛经》的三十六对说法，出入即离两边，即是双遣或两非，本质上是否定性的思维。他力图通过这种思维的渠道，去揭示对象事物、逻辑概念中存在着的矛盾或二律悖反，从而实现跨越一切二元对立的超越精神，由本体而强固不折不扣的自我意识。如此由自我意识升华到本体，再藉助本体强化自我的禅宗思想，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这种出入即离两边，即双遣的否定思维，也就是超二元对立的超越精神。

不可否认，这种否定性的超越精神与通常的思维习惯不合，禅宗固然把汪洋恣肆、玄奥华妙的庄子思想和思深义密，玄理难穷的僧肇之论简单化、也大众化了，但其本质并未改变，还是难以被通常逻辑思维习惯所接受。所以，其后的禅宗僧人，花样翻新，机锋百出，无非是想推倒二元思维障碍，让人接受这种超现实的否定性思维。禅宗一花五叶，禅宗思想的分流实因此而起，并非思想内容的不同。禅宗因此得以发展，禅宗思想也因此被导入歧路。

第四，见性离相，禅定分途。慧能说：“外于一切境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

如前所言，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禅的创造翻译便是对印度思想的发展，已经表现出具有庄老化思想内容之禅，与作为定心、御意方法之禅的区别。但是，在《坛经》之前，二者始终是混为一谈的。因此，慧能在《坛经》中特意言明它们的区别，也就是把禅宗思想从定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原来模糊不清的概念，便有了明确划分的依据。

外而离相，内而见性，就是禅。具体讲，藉离相的否定性思维，达到见性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以自我的意识，否定客观世界的种种对立，从而达到与本体的合一。

内而不乱为定，外而念不起为坐，定、坐作为一种方法，与禅的区别，更明确地说，与禅宗思想之禅的区别，便一览无余了。

离相是必由之途，见性是最终目的，所以，作为手段的定和坐也就可有可无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慧能对单纯的坐或定，用通常的话说即坐禅、禅定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直言坐不动”，“却是障道因缘”，“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即有数百般以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因此，他主告诉人们，禅在一切行、往、坐、卧之中，而不需如哑羊枯坐。

禅是对自心的追求，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外在的形式。手段是目的的手段，目的才是一切。基于同样的原因，禅宗排斥一切清规戒律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在道生已经发其端绪了。

总之，“见性成佛“是禅宗思想的宗旨。性本清净，反求诸己的心性学说，超二元对立否定性思维方式，以及禅定分途，离相、见性为禅的理论，是禅宗思想的核心内容。顿悟之说只不过是否定性思维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所以顿、渐问题本非禅宗思想所关注，只是后来神会人为的南北之争，故无须详述。

概而言之，禅宗思想是围绕着“见性成佛“的宗旨而展开的上述四个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依性本清净的自然主义，充分发挥“但行真心”的随缘思想，即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触目是道”，“放下即是”等；

二是以否定性的思维，扩充其超越精神。即离相、禽念、离言，“理超四句，体绝百非”，“说似一物即不中”等。

其实这两点都基于本体无对、无相的基础之上。自然主义的随缘是对现象界否定的结果，而不是对现象界的肯定，也就是“三十年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意思。但是，以后禅宗思想的发展，却借助自然主义把一切否定变成一切肯定，甚至有把禅宗思想变成专制的奴婢，和纵欲、放任之口实的倾向；否定性思维也有向神秘化方向发展的表现，这是后话。

需要说明的是，经过传译的禅，在庄、老思想的改造下，一则寄心玄远，以自我意识，追求居于现象界二元对立之上的绝对本体，并以本体强固自我意识，实现个体与本体的合一（即所谓成佛或觉悟）；二则排斥苦行苦修的方法和清规戒律，这与以佛祖为崇拜对象，以刻苦自励为修身入道的方法，以清规戒律为行为规范的佛教制度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应当说：

以《坛经》为代表的禅宗思想是庄、老化的哲人之慧，而不是佛教徒的立身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