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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天祥:坛经实现了中国禅学大众化

2013年09月23日 13:11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麻天祥

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麻天祥(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为纪念为我国佛教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生活禅”倡导人净慧长老,2013年9月12日,北京大学宗教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净慧长老与生活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四十余位佛教学者齐聚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会议厅,研讨净慧长老的佛学思想以及当代佛教的新面貌。研讨会期间,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麻天祥发表了题为《禅与禅学——从净慧大和尚的“三化说”谈起》的论文,详细阐述了“禅”的原始含义,及其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论文节选如下:

禅的大众化,就是中国化佛教的大众化,在思想内容上,实在是庄老思想的大众化。其发端亦如净慧所说在黄梅,在慧能之《坛经》。《坛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已经中国化的禅的思想。无论在理论,还是心性实践,目的或者方法,强调于一切时中,在行住坐卧中实现禅的创造性思维,把深奥难解的庄老哲理,一变而为简洁明快的语言,借助担水劈柴、吃饭睡觉之类的方法,使之在社会各阶层不胫而走。同时,倾心成佛的超越追求,也变成了实现“吃饭睡觉拉屎”的普通人的自我完善。简单地说就是思想语言的大众化,和见性成佛的普遍性。因此可以说《坛经》不仅完成了中国禅宗思想的建设,而且也推动并实现了中国禅学的大众化。

关于禅宗思想的发端,禅宗思想的真正创始人,尽管有东山、慧能、神会等不同说法,对禅宗思想也有各种不同的诠释,但是,以《坛经》为禅宗的根本经典,即禅宗思想本源,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禅宗的基本理论,是没有异议的。

《坛经》是记录慧能生平与思想的著作,集中表述的是离相、离念、见性成佛。《坛经》的作者,通常题慧能,虽然有胡适的神会说,但没有充分的证据改变慧能作为作者的事实。当然也不否认,《坛经》是在慧能去世后,由他的弟子们汇集编撰而成,并且在禅宗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增益。由中国人撰述的佛教著作,惟有此书以“经”名之,足以看出《坛经》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自唐以来,后人对《坛经》不断增益,对慧能生平事迹的叙述,晚期版本的故事情节,明显比早期版本丰富得多,也更具传奇色彩。

虽然是故事,但不像其它僧传、灯录,叙事多怪异神通,其中略带传奇色彩也不为过,应当视为符合真实的口述历史。其中“见性成佛”的超越追求,离相离念的思维方式,既符契佛家觉悟之说,也表现了兼取庄老的禅宗思想的特点。其中口语、方言的应用,简洁明快,深入浅出,易懂易记,明显是面向大众而有所斟酌的时文和通俗理论之作。

透过《坛经》故事,考察其中透露出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曰“见性成佛”。这一理论简单明了,易懂易记,而且雅俗共赏。平民百姓不因它雅而深奥敬而远之,士人官绅也不因其俗而简洁不屑一顾,原因就在它既是贴近生活的通俗说教,又是思深义密,情理交融的玄奥思辨。《坛经》和禅宗思想如是而已。不过,成佛的追求和见性的要求,其实是佛法的普遍性,至于如何见性,那才是禅宗思想的独特风格。

第一,何以“见性成佛”?其立论也是建立在道家自然主义的基础之上,即所谓“性本清净”。性本清净、性自明觉,所以觉悟不在于向外追求,只要反求诸己,识得自性,还得本心,便是觉悟。换句话说,就是要认识自我。见性成佛之论也就立了起来。《坛经》中几乎无处不强调这一根本宗旨建立的依据。都在于告诉人们自性本来清净,只要反观自心,就能够“即时豁然”而“顿现真如本性”。即所谓“识心见性,自成佛道”。这种基于自然主义的还本之说,是禅宗思想的第一个显著特征。

第二,基于上述“见性成佛”的还本思想,《坛经》对佛教的基本理论,予以大胆的革新。它把外在的佛变成了心内佛,把向外觉悟大千世界的外在超越,变成向内反求诸心的内在超越。这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心性学说对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进行的一次革命。最能体现这一特点是“自心三皈依”和“唯心净土”。

佛教原本有佛、法、僧三皈依之说,这原本是用来规范佛教徒的制度和原则。《坛经》却打破了这一成法,提出“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用觉、正、净三个无相的心性学说中的范畴,取代了佛、法、僧三个有相的存在,因此也就不再是皈依佛,皈依法、归依僧的律仪规制,而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的内在道德要求。从本质上看,就是皈依本自觉悟、纯正、清净的自心。至此,佛家的义理已经无痕换骨了。

另一方面,自庐山慧远结社念佛,以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便形成了以彼岸净土为指归的净土法门,既主张口念弥陀,又强调入定安心。道生虽提出“佛无净土”之说予以矫正,但外在有形之净土仍然受到善男信女们的欢迎。慧能一则基于“性本清净”的自然之理,又受道生“佛无净土”之说的影响,以“唯心净土”取代了西方极乐净土,这也是对虚幻的说教和彼岸往生的寄托的大胆的革命。

《坛经》特别指出“于一切时中,行、往、坐、卧,常行直心”,“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慧能为人说法时更进一步说明,净土不在西方而在自心,自心清净,即得净土,自心不净,无论如何念佛,也是没有用的。像“自心三皈依”一样,“唯心净土”之说也是禅宗思想实现内在超越的结晶。

第三,从原始佛教的教义来看,以重重因果而说“缘生”之义,即所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此,它是否定本体存在的。但是,禅宗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本体论的影响,特别是《庄子》齐物论的影响,由强烈的主体意识进而演化为绝对自心、自性本体。于是,无本体的佛学一变而为心性本体的禅宗思想。“从自我意识到独立的主体,从独立的主体到绝对的本体,这是隋唐佛学的一般思辨结构。通过自我意识的反观来证悟本体……这一本体即是自我意识的‘心源’,这条道路在早期禅宗中就已开辟出来。”这段话用来说明禅宗思想的思辨结构则是非常中肯的,如果早期禅宗指的是僧肇等老庄化或者说玄学化的佛学的话,对于理解禅宗思想中本体论的特点,也就如汤沃雪了。

毫无疑问,禅宗思想本体观念的确立,是建立在僧肇本体无相,超于有无,即体即用的否定思维的基础之上,当然也难免直接受庄子齐是非、齐生死、齐物我、齐彼此的相对主义的影响。既然是本体,也就是唯一的,因而也是无对的;本体无相,也就是超越有无二元对立的,因此就应当“离相”。无对,离相,便是超越有无等一切二元对立的否定性思维,也就是禅宗思想的本质精神。

《坛经》记述,慧能返归岭南,与当地官绅、道、俗传法,在谈到即定即慧时,便要求要“离四相”,即离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之四相。以后,他又进一步把这一无对、离相的理论具体化为三十六对说法。

上述有一些虽然还不能算严格的“对”,而且列举这些也不能把世界种种现象包容净尽,但他的意思就是要申明以此对法,“解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出外,于相离相,入内,于空离空”,“于一切法上无住”,“于一切境上不染”。总之一句话,就是不着两边,超越有“对”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于相而离相”,“于念而不念”。

慧能《坛经》的三十六对说法,出入即离两边,即是双遣或两非,本质上是否定性的思维。他力图通过这种思维的渠道,去揭示对象事物、逻辑概念中存在着的矛盾或二律悖反,从而实现跨越一切二元对立的超越精神,由本体而强固不折不扣的自我意识。如此由自我意识升华到本体,再藉助本体强化自我的禅宗思想,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这种出入即离两边,即双遣的否定思维,也就是超二元对立的超越精神。

不可否认,这种否定性的超越精神与通常的思维习惯不合,禅宗固然把汪洋恣肆、玄奥华妙的庄子思想和思深义密,玄理难穷的僧肇之论简单化、也大众化了,但其本质并未改变,还是难以被通常逻辑思维习惯所接受。所以,其后的禅宗僧人,花样翻新,机锋百出,无非是想推倒二元思维障碍,让人接受这种超现实的否定性思维。禅宗一花五叶,禅宗思想的分流实因此而起,并非思想内容的不同。禅宗因此得以发展,禅宗思想也因此被导入歧路。

第四,见性离相,禅定分途。慧能说:“外于一切境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

如前所言,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禅的创造翻译便是对印度思想的发展,已经表现出具有庄老化思想内容之禅,与作为定心、御意方法之禅的区别。但是,在《坛经》之前,二者始终是混为一谈的。因此,慧能在《坛经》中特意言明它们的区别,也就是把禅宗思想从定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原来模糊不清的概念,便有了明确划分的依据。

外而离相,内而见性,就是禅。具体讲,藉离相的否定性思维,达到见性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以自我的意识,否定客观世界的种种对立,从而达到与本体的合一。

内而不乱为定,外而念不起为坐,定、坐作为一种方法,与禅的区别,更明确地说,与禅宗思想之禅的区别,便一览无余了。

离相是必由之途,见性是最终目的,所以,作为手段的定和坐也就可有可无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慧能对单纯的坐或定,用通常的话说即坐禅、禅定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直言坐不动”,“却是障道因缘”,“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即有数百般以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因此,他主告诉人们,禅在一切行、往、坐、卧之中,而不需如哑羊枯坐。

禅是对自心的追求,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外在的形式。手段是目的的手段,目的才是一切。基于同样的原因,禅宗排斥一切清规戒律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在道生已经发其端绪了。

总之,“见性成佛“是禅宗思想的宗旨。性本清净,反求诸己的心性学说,超二元对立否定性思维方式,以及禅定分途,离相、见性为禅的理论,是禅宗思想的核心内容。顿悟之说只不过是否定性思维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所以顿、渐问题本非禅宗思想所关注,只是后来神会人为的南北之争,故无须详述。

概而言之,禅宗思想是围绕着“见性成佛“的宗旨而展开的上述四个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依性本清净的自然主义,充分发挥“但行真心”的随缘思想,即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触目是道”,“放下即是”等;

二是以否定性的思维,扩充其超越精神。即离相、禽念、离言,“理超四句,体绝百非”,“说似一物即不中”等。

其实这两点都基于本体无对、无相的基础之上。自然主义的随缘是对现象界否定的结果,而不是对现象界的肯定,也就是“三十年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意思。但是,以后禅宗思想的发展,却借助自然主义把一切否定变成一切肯定,甚至有把禅宗思想变成专制的奴婢,和纵欲、放任之口实的倾向;否定性思维也有向神秘化方向发展的表现,这是后话。

需要说明的是,经过传译的禅,在庄、老思想的改造下,一则寄心玄远,以自我意识,追求居于现象界二元对立之上的绝对本体,并以本体强固自我意识,实现个体与本体的合一(即所谓成佛或觉悟);二则排斥苦行苦修的方法和清规戒律,这与以佛祖为崇拜对象,以刻苦自励为修身入道的方法,以清规戒律为行为规范的佛教制度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应当说:

以《坛经》为代表的禅宗思想是庄、老化的哲人之慧,而不是佛教徒的立身行事!

[责任编辑:闫秀勇] 标签:麻天祥 净慧长老与生活禅研讨会 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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